信息载体演变与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关系

[摘要]信息载体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甲骨时期、简帛时期、纸质时期、电子时期。中国的编辑活动从有文字记录的文献产生就已经开始了。甲骨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从事文献材料的收集、分类编序，使其便于收藏和流传；简帛时期是中国编辑业务的奠基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书籍编辑活动；纸质时期编辑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其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不同专业的编辑业务；电子时期为编辑业务的内容和形式又开辟了新的领域。信息载体的演变与社会对信息存储、交流及传承需求之间是辩证关系编辑活动的历史表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为信息载体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信息载体的演变决定着编辑活动的发展，反之，编辑活动的需求又加快了信息载体演变的进程。中国的编辑活动经历了收藏编辑、著述编辑、出版编辑和电子编辑四个阶段

[关键词]信息载体；编辑活动；历史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1-0112-04

传播媒介(communication media)即信息传播媒介，泛指传播、获取、交流、存储信息的各种工具、手段或渠道。传播媒介由信息符号、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等构成。信息载体是记录和保存信息、使信息得以传播的媒体^[1]。信息载体是衡量信息交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信息载体的演变，推动着人类信息活动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就是信息载体的革命。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经历过四次意义重大的信息载体革命，每一次信息载体革命都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信息载体是人类语言的诞生，第二信息载体是文字的诞生，第三信息载体是印刷品的诞生，第四信息载体是电子媒介的诞生。出版物是用文字、图像、声音或其他符号记录在供携带的载体上，经过编辑、复制和装帧向公众传播或出售的作品^[1]。出版物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是人类表达思想、传播信息、普及知识、积累文化、丰富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从历史上看，先有编辑活动，后有出版活动，二者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历史的发展究竟是什么在起决定作用?恩格斯早已回答过这个问题：“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标志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出版物载体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出版物编辑和出版的水平。因此，出版物载体的历史研究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编辑史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按照出版物载体物质材料的演变历史，中国出版物载体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甲骨时期、简帛时期、纸质时期、电子时期等四个阶段。

1．甲骨时期

语言和劳动工具使用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标志，而文字产生则是人类南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人类创造文字，一是主观上适应社会文化交流的需要，二是客观上起到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效果。较之语言，文字符号具有表意的更大优越性：讯息密集、载体规范、传播广泛，较少受具体时空的限制。如果说语言的初始创造尚带有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随机性的话，那么，创造文字符号的原始动机，就是从考虑讯息记忆、讯息贮存和讯息传播的社会需要出发^[2]。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我同最早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是甲骨、玉版和钟鼎。这些材料的特点是加工困难，价格昂贵，然而铸刻上去的文字却不易磨灭，能长久保存。这一特点又正好与当时文字资料的主要功能相适应。那时人们将文字资料记录下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为了保存历史档案，供后世子孙缅怀祖先的业绩，还多少含有一些供后人借鉴的意思?这类文献典籍，实质上是高级贵族为自己营造的纪念碑，当然要不惜工本地采用贵重而不易磨灭的材料来制作，希望“子子孙孙其永保之”^[3]。甲骨文解读的结果表明，我国殷代已有档案的收集和整理。甲骨文献的收藏已相当有序，表现为甲骨文的编排遵循一定的规则，骨片的排列标有序号，甲骨文献“册”的形式，当是书籍的创始，由此可以断定从那时起就有人从事编辑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条目讲：“中国的编辑工作出现很早。追溯历史，可以从殷商时代说起。《商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人说商代已有文字记录的典册，已经有人从事编辑整理简策的工作，应该是可信的。不过没有专人从事，而主要由史官以及卜筮官、乐师等古代社会的文化官兼做，大多述而不作，偏重整理考定，选存文献史料。”

因此，中国编辑活动从有文字记录的文献的产生开始，是比较科学的。甲骨时期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到西周后期结束(即公元前17世纪之前至公元前8世纪)，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然，甲骨文是否为出版物，目前尚有争议。现今出版物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经过编辑、可以复制、用于传播。甲骨文虽然主观上不是为了传播，但实际上是代代相传而起到了传播的作用。同时，甲骨文也经过编辑，也可以进行复制，只是不能大量和快速复制而已。因此，作者认为甲骨文可以视为比较原始的出版物。总之，甲骨时期的编辑活动是主要从事收集文献材料、分类编序，使之便于储藏和留传后世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称为“收藏编辑”。

2．简帛时期

所谓的简帛时期，实质上包括两个阶段，即竹简阶段和缣帛阶段。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积累，新的文献不断增加，旧的文献还需要妥善保存，以甲骨为代表的出版物载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西周后期竹简取代了甲骨、钟鼎。竹简制作方便、价格低廉，易于普及；书写代替了契刻，使得文字记录比甲骨文方便得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断进步，社会秩序的管理显得越来越复杂，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于是出现了作为统治者助手的社会知识阶层——士。中国最早的书，便是出现于周宣王时代的识字课本《史籀》，这是一种用大篆写在竹简上以“土”为教育对象的启蒙读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于是出现了一些教育“士”的著名大师，孔子便是其中之一。他将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档案，按自己的政治见解删订整理，编成几种教育“士”的教科书，文献档案经过选编成为传播知识的工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书籍编辑活动^[2].

然而，简册笨重而体积庞大，用其大量收藏文献就难免堆积如山，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于是就有人用缣帛作为记录文字的物质材料，这对阅读和储藏都较竹简更为方便。缣帛这类织物虽由来已久，但将其用作文字载体大约是从东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开始的，比较普遍地用于抄书还是进入西汉以后，当然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帛书的较普遍的应用，使宫庭大规模

藏书成为可能，并且可以采取较为科学的管理方法^[3]。但是，南于帛书的价格过于昂贵，只能成为简册的一种辅助书写材料，还不能大规模地应用于义字记录一在这一时期，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宫廷文官对我国古代留下米的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工作，经过这次校理典籍，中国书籍的基本格式和编排体例也大致形成。

简帛时期从两周后期(公元前800年)简册出现到西晋(公元300年)帛书在宫廷的较广泛应用，前后大约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前半部分的编辑活动仍以校理典籍为主，即主要是收藏编辑工作。但自孔子以后，学者著述立说逐渐开始，例如司马迁编撰的《史记》不仅是选材精审、史实可靠、论断卓越、文笔生动，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史书编排的新体例，而且这一体例一直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后半部分的编辑活动可以称为“著述编辑”。另外，帛书的性质和形态与后来的纸张比较接近，对后来书籍的形态(如界栏、边框、卷轴装)有直接的影响。总之，在简帛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书籍编辑活动，是中国编辑工作的奠基时期。

3．纸质时期

造纸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重要两项，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虽然尔汉后期我国已经发明了可供写字的纸张，但纸张取代简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写材料，还是到西晋以后^[3]。经过长期工艺上的改进，西晋时代纸张已成为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南于它价廉物美，使得书籍成为一般民众也有能力购买的东西，由此一步一步地突破了统治阶级为垄断文化而设置的种种樊篱。纸张书写方便，因而书籍的编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许多专业书籍和大部头著述都在这一阶段问世，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知识交流和文化繁荣。同时，作为信启、载体的纸张不仅可供印刷，而日_运输和保存也很方便，这样就使书籍的大量复制和发行成为可能，因此纸张也就成为乃至今天仍在使用的最好的一种出版物载体。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编辑工作也由此成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出现了“出版编辑”。这一阶段是编辑业务大发展时期，不仅有各类图书的编辑，而且还突破书籍的框架，出现了报纸、杂志编辑。纸质时期按照出版物生产手段和复制、发行方式的进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手抄阶段、手工印刷阶段和机器印刷阶段。手抄阶段大约是从西普到北宋初年(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应该说这是帛书时期的延续，手抄阶段的书籍以卷轴形式出现，它的装帧还是沿袭了帛书时代的式样。这一阶段编撰了大量类书和史书，其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具影响。手抄阶段的编辑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规模也相当庞大，然而这些编辑机构都是南政府为编辑某部书而设置的临时组织^[3]。因此，在这一阶段编辑工作尚未形成社会上的一个专门职业。手工印刷阶段大约是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年(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虽然在唐朝末年印刷术已开始应用于书籍的复制，但由于当时的技术不过关，质量较差，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甚至明朝初年著名《永乐大典》的复制还是采用了手抄本。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政府已无法垄断书籍的印刷业务，社会上出现了私人的出版商和出版业。随着出版业的兴起，出版物成为大宗商品，为了提高印刷品的竞争能力，出版商既要选择拥有广大读者的选题，又要千方百计提高出版物的编辑质量，于是“三校三审制度”由此而建立，编辑工作逐渐地成为出版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机器印刷阶段是从19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我国至今，是我国印刷物的机器印刷时期。机器大生产改变了出版商手工业化的组织结构，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近代出版社，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编辑部从发行部和出版部中相对地独立出米，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编校合一的局面。纸质时期从两晋直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出版物的牛产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编辑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而且其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不同专业的编辑工作。

4．电子时期

人类进入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质生产方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类已经逐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磁带和胶片的发明与应用，二者很快成为以模拟式电子信号记录文字、图像、声音或其他符号的信息载体，并迅速发展为广播、电影和电视媒介，人类历史上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音像出版物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公认的六大媒介是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影和电视，其中后三者的信息载体的本质都是模拟式电子信号，以模拟式电子信号为信息载体的出版物就是模拟式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诞生，标志着出版物的物质载体已经进入电子时期。同时，也标志着第四次信息载体革命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日臻成熟，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不仅解决了文字数字化的问题，而且征服了比文字更复杂的音像世界。如今，表现和记录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数字、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等信息，都可以用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来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数字式电子信号，既可以将其储存于光介质(光盘)或磁介质(磁盘)的材料上，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同时，在模拟式电子出版物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数字式电子出版物。数字式电子出版物改变了传统六大媒介相互之间界限分明的各种信息传播方式，多媒体、交互性、实时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六大传统传播媒介在形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或消失，人类真正进入了信息时代。

在电子时期，不论是以模拟电子信号为信息载体，还是以数字电子信号为信息载体，都比前__二个时期的信息载体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其区别在于前三者是直接记录可视的静态信息，存取无需转化；而电子载体则是将各种信息转化为电子信号进行储存，存取必须经过转化。然而，尽管到目前为止电子时期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电子信息载体越来越显示出其信息容量大、保存时间长，多媒体、交互性与实时性传播等诸多优越性。目前的数字化图书、数字化期刊和网络媒体与传统的书、报、刊相比较，无论是形式还是功能都有天壤之别。电子出版物具有计算机检索功能，有多媒体信息存储和传递功能，有聚类知识项的功能，有体积小、信息存储量大的特点，有信息计量的功能，有超文本的功能，有易保护性的特点，有便于资源共享的特点，有价格较为便宜的优点，有便于读者与著者、编者进行交流的特点^[4]。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与传统的书、报、刊相比较，有其专业性很强的编辑业务。在电子时期，信息数字化对编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

为：要体现编辑活动的科学性，要提高出版物的可读性，要适应评价检索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信息网络化对编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作者、编者、读者关系由单向指令性变为多向交互性，编辑系统的开放度更高，出版时滞缩短、信息时效性增强；信息智能化对编辑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编辑主体的策划组织作用增强，编辑主体的优化选择导向作用增强^[5]。因此，现代编辑业务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专业，即电子出版物编辑，标志着编辑业务也进入了“电子编辑”的新时期。

综上所述，信息的储存、交流和传承必须借助于载体才能进行，信息载体必须符合或满足人们对信息存储、交流和传承的需要。社会活动越多，信息交流量越大，所需的信息传播载体也就越多，对信息载体的要求也就越高。当信息载体的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对信息存储、交流和传承的需求时，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制约与影响。因此，信息载体也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信息载体能够适应和满足社会信息存储、交流和传承的需要。反之亦然。同时，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为信息载体的演变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信息载体的演变又推动了编辑业务的发展。随着信息载体的演变，虽然编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但是编辑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却始终没有改变。编辑实践的历史表明：编辑活动始终是为了满足社会对精神产品的需要，应用符号建模和信息传播的手段，按照文化缔构的积淀性、选择性、系统性和传导性(或教育性)原则对信息(或著述材料)进行优选创意和优化组合，是以文化缔构为目的的智力劳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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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国艺“编辑”考略[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3,20(20)：91-94

[责任编辑　王艳芳]

[收稿日期]2006-12-(15)

[作者简介]于国艺(1963-)，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