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出版环境瞬息万变。信息技术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它以交互性、全局性和瞬时性的形式改变了旧的研究认识论和思想概念。通过改变信息流的方式，数字技术正在创造新的角色、新的行为、新的参与者和新的关系。本文以西方艺术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为例，探讨数字出版对学术交流与专业领域的影响，试论其对公共空间的关系重塑所产生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数字出版;艺术出版;电子书;公共空间;公共关系
当代出版环境瞬息万变。社会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变，以及技术革新都是出版业变革的驱动力。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出版方式。新的印刷技术、按需出版以及日益增长的数字出版几乎每天都在塑造一个新的出版世界。电子书已经日趋成熟，从单纯的纸质书籍的电子版逐渐发展为具有多媒体、交互性和社交阅读功能的电子出版物。
在西方，許多博物馆和大学出版社都在朝着数字化方向迈进。2011年，艺术家毛里齐奥·卡特兰（Mcurizio Cattelan）个展“一切”期间，古根海姆美术馆在线发布了展览的电子图录，这也是该馆的第一本电子书。同期上线的还有美术馆针对以往绝版出版物的数字化计划，囊括了一批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展览图录。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数字出版计划目前已经上线了十四种电子书，包括现代绘画大师马奈、莫奈、雷诺阿、马蒂斯的专辑，方便读者通过浏览器访问和阅读。但出版一本引人入胜的电子书却是极大的挑战。诸如像泰特出版社这样权威的艺术机构涉足电子书，也大多只是纸质书的电子化而已。
在艺术出版领域，其所面临的“数字化”挑战似乎比其他出版领域要大，背后原因甚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艺术史领域坚信印刷是唯一有效的出版形式。此外，以视觉为主的图书在电子媒体上的技术实现并不理想，特别是在兼容不同的阅读设备和数字平台时，阅读体验不尽如人意。此外，互联网时代的美好愿景与新媒体技术的严酷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艺术家和出版商往往高估数字出版的互动性及多媒体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开发成本，以及欠缺稳定的技术平台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高看技术的同时，出版商低估了电子出版物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出版惯例和阅读行为的影响。尽管如此，当出版形态与传播形式发生变化时，出版市场势必要针对现状进行转型探索，艺术出版也不例外。这种探索可能是激进的，例如一本展览图录可以被拆分为相互关联的若干专题图集，供读者下载阅读。盖蒂基金会和盖蒂博物馆的在线学术目录倡议（OSCI），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关于艺术书籍的未来数字出版模式的研究项目，均表明了博物馆界和学术界对艺术书籍的数字出版的关注。
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时，对其后视镜理论做了明确的解释：“由于环境在其初创期是看不见的，人只能意识到这个新环境之前的老环境。换句话说，只有当它被新环境取代时，老环境才成为看得见的东西。因此，我们看世界的观点总是要落后一步。因为新技术使我们麻木，它反过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因此我们往往使老环境更加清晰可见。
在关切出版未来的发展时，面对数字出版的兴起，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正如麦克卢汉预测的那样，我们确实被看世界的后视镜困住了吗？如果一本书不再是纸质页面的有序集合，而是一个基于html的epub程序，或是其他形式，那么该书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使电子书脱颖而出}从最基本的角度看，电子书中的所有文件都是比特流（0和1）。数字出版世界的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基于标准化但灵活的结构，相同的内容可以多种格式出版。这不仅取决于输出设备的功能，而且还取决于书籍的功能，例如艺术出版物可根据研究专著、画册图录、艺术家书、工具书等不同定位来定制设计不同的数字出版形式，并与读者建立全新的关系。前文提到的卡特兰个展的电子图录就提供了适合电子阅读的工具组合，包括全文和引文搜索、书签功能、图像缩放、注释等，并可在iPad、Kindle、Kobo等多种电子设备上阅读。
信息技术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它以交互性、全局性和瞬时性的形式改变了旧的研究认识论和思想概念。通过改变信息流的方式，数字技术正在创造新的角色、新的行为、新的参与者和新的关系。数字出版不仅正在影响学术交流与专业领域，也为公共空间的数字革命和关系重塑推波助澜。
从数字出版到数字公共空间
数字出版始于1971年。当时，美国《独立宣言》的数字化开启了古登堡计划。自此，数字出版的长足发展已经使其成为出版业的生力军，不仅涵盖了书籍、音乐、视频、音频，还涉足电子游戏、移动应用程序等门类。今天，从互联网到手机应用程序，从社交媒体到游戏，再到与Siri等智能语音助手的对话，数字生活已经无处不在。相应的，数字媒体及数字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变、灵活。诸如博客、微博、脸书、微信公众号及朋友圈这样的社交媒体，为所有人提供了数字出版所需的工具。当人们通过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在互联网上发布图片、分享想法时，他们都在参与数字出版。
然而，定义“数字出版”并非易事。最常见的数字出版形式之一是扫描现有的纸质书籍，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媒体，例如电子文本、图像或电子书。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通常用于将书籍的印刷文本转换为数字文本格式，进而使用其他软件应用程序重新设置文本格式，搜索或处理文本，知名的项目诸如古登堡计划和谷歌图书。从技术角度来说，数字出版至少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使用数字技术代替纸质材料;二是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访问、浏览和传播。基于此，对于数字出版的理解必须基于数字文件、数字平台、互联网和人这四个核心要素，从而清晰数字出版的特色、目的和对象。对互联网极具洞见的媒体人、作家约翰·巴特尔（JohnBattelle）认为，数字出版是通过沟通的艺术与科学，将某个社区联系起来。
数字公共空间的生成与在线阅读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新型数字出版物的发展，这些新类型与新方式旨在利用数字媒体的优势。例如，一个学术网站将许多文本与多媒体内容链接并组织起来，为读者提供了在其中搜索和导航的功能。此外，新的形式还可能包括交互式软件组件，利用互联网的通信功能，围绕主题建立交互式社区，还可以基于用户的个人资料、兴趣将每个用户的访问行为个性化。美国塔夫茨大学主持的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项目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该项目旨在收集和展示用于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艺术、文学的资料。
2018年底，芝加哥艺术小组“临时服务”（Temporary Services）发起了在线论坛“艺术家出版人”（Artist PubBsher），旨在鼓励艺术书籍的线上讨论，营造一个亲密的社区，扩大艺术书的参与者与影响力。该项目围绕出版而服务，从而创建一个线上线下互联的、新型态的出版生态系统。显然，这样的系统是通过聚集受众、建立社区和公共空间而实现的，它进一步挑战了一种机构化的制度模式，并为新的阅读方式提供想象空间。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更像是一种社会工作，正如概念艺术家塞思·普莱斯（sethPrice）所言，它是一种生产方式，不像是创造物质产品，更像是营造社会环境。
从读者到玩家
美国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的研究一直在探讨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紧密關联。在海尔斯看来，数字出版物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源于单词和图像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我们行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及其虚拟现实能力，能为读者提供比纸质书要强得多的阅读体验，计算机也因此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种动态关系。相比或消极或乐观地谈论数字出版的愿景，海尔斯更关心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数字阅读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如何在数字阅读和与传统印刷品挂钩的读写能力之间建立有效的桥梁？以文学为例，海尔斯认为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形式（传统印刷的和数字的皆可）传授知识，重点在于结合精读、超阅读（hyperreadin9）和机器阅读，对模式、意涵和上下文进行解释和分析。
《配乐：视觉和表演艺术中的前卫作曲》是由盖蒂中心博物馆制作的在线出版物，让读者可以通过屏幕聆听和欣赏前卫音乐。在播放一段乐曲时，配乐后面跟随着红色注释标记，因此用户可以同时收听、阅读和观看曲目的进度。该出版物是多模式融合出版的典范，编辑团队包括盖蒂的数字出版技术人员、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和文学学者，其最终呈现依赖于不同媒介的整合，并且让读者摇身变作音乐玩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艺术熏陶，增长知识。
按照海尔斯的控制论观点，电子书的受众将不再只是读者，而是玩家，因为电子书可以实现一种持续的流动性与可变性，从而激发一种连贯的意识流叙事的错觉。这也正是电子书具有互动与参与性潜力的原因所在，而阅读一直关乎通过复杂多样的实践进行学习。与此同时，读者可以在各种电子阅读设备上体验各类电子读物，对读者身份的定义将更具包容性。进一步说，从读者到玩家身份的转变，让电子书的受众具备了更多社交需求与社交倾向，其身份也成为社交建构的产物。
纽约电子杂志《Triple Canopy>>一直与艺术家、作家、程序员和设计师紧密合作，探索传统出版模式之外的可能性。该杂志的内容包含文学、艺术、电影、音乐等，其编辑思路与经验更多地来自艺术界，而不是新闻出版业。在经营电子杂志的同时，杂志团队也出版图书和艺术家书籍，并组织研讨会、工作坊，参加展览。《Triple Cctnopy》的目标不只是出版物，它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数字阅读文化，促进屏幕之外的对话与交流，更多是与社区建设有关。
显然，电子出版需要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与常规出版物的大预算相比，低预算、便携性、以视觉为导向的电子艺术出版物将需要对工作方式进行更重大的改变。尽管交互式多媒体仍然很难在书中实现，但是全新的出版格式或策划编辑思路却蕴含了新的可能性。
重塑阅读文化与公共关系
互联网最初创建时，其体系结构是将控制最小化，许多早期用户认为，这鼓励了创新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派卡·海曼（Pekkct Himctnen）在他的《黑客伦理》一书中阐明了信息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和精神风气，其基础是共享信息、思想和工具，从而促进进步和创新。尽管互联网的共享空间一直充斥着源源不断的版权纠纷，然而新的“技术公民”——艺术家、程序员和理想主义者正在塑造一种“点阵”的公共领域，这些创新者认为数字公共空间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易变的，不断被新的技术浪潮席卷。这也引发人们对知识产权问题和公共领域的关注，并且有助于思考信息时代的“公共”价值。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所表明的，许多技术创新不仅是变革的原因和推动力，而且同样是基于可预见的实践和社会需求进行有意研发的结果。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技术并不是与社会其他人相隔离的力量，相反，技术研究和实施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核心部分。因此，对于数字出版和电子读物的研究应该将之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中来进行探讨，尤其是深入思考它们对于社会情境、文化生产和公共关系的影响。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ctstells）亦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中指出，围绕信息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交易、消费、管理、交流，乃至生活和死亡的方式。
数字出版是使阅读体验民主化的一种方式。通过电子书，读者可以在阅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地读书。这样一来，书籍的意义就不再只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与读者的体验和互动有关。华裔美籍艺术家陈佩之（Panl Chan）认为，电子书不需要模拟传统书籍的体验，而是创建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陈佩之于2010年创立了一家荒地无限出版社（Badlands Unlimited），这是一家实验性的出版机构，旨在拓展出版的概念与边界，探索新媒体和新技术平台。这家出版社网站一开始几乎没有导航条，并且大多数内容只能通过搜索获得。它的页面上排列着一系列蓝色超链接，每次将鼠标悬停在某一个链接上时，屏幕就会被从链接到的网站上获取JPEG和GIF图像占满，直到鼠标移开，图像消失。这种阅读体验和信息获取及信息繁殖的方式，似乎也隐喻了数字出版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开放关系。
结浯
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改变了社会以及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数字出版的发展是这一历史的一部分。纸质书籍仍将继续存在，而数字领域的先行者们正在挑战书籍与出版的概念。从精英到参与性的社会发展，从数字出版到数字公共空间的建立，从单纯出版物到复合社区的拓展，从读者到玩家的身份转变，数字出版不仅正在影响学术交流与专业领域，也为公共空间的数字革命和关系重塑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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