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转机：乐器学研究的再思考

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乐器学再思考——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乐器研究的新途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22日-23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中国大陆及台湾的乐器学研究专家们共聚一堂,就乐器学在当代研究中的新观念､新方法做了深入研讨｡

乐器学Organology一词的提出,最早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乐器制作的机械研究,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乐器｡早期的乐器研究主要是为了馆藏的分类,马依龙､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一直到今天都仍在使用的乐器分类法｡之后,乐器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无论从历史研究的层面,还是体系化思考的角度,学者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自20世纪中叶,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介入乐器学研究以来,该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对乐器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在乐器身上所发生的人类文化活动的所有事象,包括乐器所体现和反映的精神､信仰､行为､情感､心理､性别､语言等因素,通过各种不同学术研究途径对乐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乐器学的挑战与转机”,意即在乐器学再思考(Rethinking Organology)的前提下,讨论当代乐器研究的新途径｡此次会议的发起者之一,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认为,乐器学的研究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欧洲学者和博物馆的大量收藏而以乐器分类法的体系性创立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程,人们认识到乐器作为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与其使用者及其人文背景的关系,并非所谓“科学”的角度所能涵盖｡逻辑学､形态学､音响学､表演理论､纹饰象征以及不同族群围绕乐器的不同概念和知识系统等等有关乐器研究的复杂性愈益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乐器学作为一个跨越音乐学(Musicology)及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界线的子学科,一个早期民族音乐学学者必修的子学科,其早期的辉煌在当代遭遇了挑战,其理论与方法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没落的状况(譬如相关主流学科刊物中该论题的寂寥),身处当代语境下的乐器学,是否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焦点的转移而走向历史的归宿?乐器学在自身理论和方法上是否也面临着无法突破的瓶颈?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即是在这样一种反思的前提下展开｡来自各国的学者们分别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研究角度,从乐器学的研究主体､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来呈现乐器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乐器分类法是乐器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来自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的Margaret Kartomi教授曾任澳大利亚音乐学协会主席,她长期在印尼做田野考察,研究印尼及东南亚的原住民音乐､犹太音乐｡此次会议由她做了题为《乐器近代史和它所忽视的部分:人体打击乐器》的主题报告｡Kartomi教授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认为在20世纪后期,民族语言性最强的族群不仅发展出了一套更适应他们族群本身的乐器的概念､本质和意义,而且还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器分类体系,这套体系能简洁明了地体现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对音乐与人生的理解｡她以印度尼西亚的Aceh地区为例,当地人通过打击自己的身体来演奏音乐,以敲打技巧､表演姿势以及性别区分等为标准进行分类,产生了能归类于音乐乐器的人体打击乐器这样一种全新的分类形式,并进一步解释了人体打击乐器的社会文化意涵及功能｡不同于常规的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测量音分来进行乐器分类,Aceh的乐器分类含有更多的人文性､地域性和艺术性｡例如,在Aceh比较权威的乐器分类体系中,人体打击乐的声音或表演技巧被分在第一级,根据击打方式分为四个种类:敲打(peh)､拍手(keutèb?雪､弹指?穴peutik?雪､跺足?穴geudam?雪｡这些发声动作在技术上都只能归入到霍恩波斯特尔-萨克斯分类体系中的体鸣乐器｡然而这对于Aceh人的情况可能是不适合的,因为他们是根据声音产生的方式来划分不同人体打击乐的类型,分为敲击/轻触､拍手､弹指及跺足,很明显他们所想象的人体所发出的声音或技巧与那些没有生命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技巧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于由人体发出的声音,需要单独分类｡

来自英国的Chris Gosden教授是牛津考古研究所史前史专家,Pitt Rivers博物馆馆长｡此次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感官､音乐和物质文化》的发言,力图以考古学的方法重构历史｡他认为,感官､音乐和物质文化三者间的关联是人们参与世界､创造情感体验､寻求经验本质的关键,而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乐器承载着音乐与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乐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反映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乐器的物质､文化双重属性是相互关联并互动存在的,历史上留存至今的许多考古文物都能证明此点｡感觉､美学价值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联已成为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键所在｡从听觉到对于节奏的感觉,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体,同时它又创造了深刻的情感体验｡音乐因人与物质世界的联系而产生,是一个独特的实体｡

上海音乐学院的在读博士谢瑾作了题为《古代中国竖琴与佛教的关系——克孜尔竖琴的图像象征》的发言,以克孜尔壁画中大量出现于佛教背景中的竖琴为切入点,阐述其所蕴涵的象征性意义,并结合汉文佛经､历史文献与其他佛教图像资料进一步分析了古代竖琴与佛教交易及其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基于克孜尔竖琴壁画､历史文献与佛经记载,谢谨认为,中国古代的弓形竖琴不仅曾作为乐器而存在,且已成为佛教的一种符号,它除却具有娱乐的作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佛教法器的功能｡中国古代竖琴所具有的符号性特征的宗教内涵不仅直接源于佛教的传播,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家骏副教授发言题目为《乐之器新论——基于汉字文化符号论的新观点》,通过对汉字的象形及表意原理的研究,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对古文字中“音”“乐”之“器”作了阐释,他就中国与日本的“汉字文化圈”现象进行了阐述,根据“汉字文化符号论”的观点,对与乐器有关的文字加以考察,并将其结果与在中国､日本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相互印证,由此对汉字文化圈的乐器的起源､原始形态､功能和本质提出了新的见解｡

来自新西兰Otaga大学音乐学系的系主任Hey Johnson发言题目为《整体的乐器学:乐器､演奏者和音乐的相互关联》,介绍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学｡他提出,以往的乐器学研究忽视了对产生音乐的环境的探讨｡在这个环境中,乐器､乐手和演奏出的声音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将乐器置于和人､音乐相互关联的表演环境中,乐器作为音乐对象所具有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含义可以被更好地理解｡Johnson教授以日本筝koto为例,阐述了乐器的结构是如何形成､并为何呈现如其所是的结构,以及乐器和演奏者与音乐体系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乐器如何通过音乐和表演传达出意义,乐器的结构和演奏者生理情况如何限制了决定音乐结构的界限等｡

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在读研究生黄艺鸥的发言题目为《论方响产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动因》,对“方响”这一少受人关注､业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上确有其特殊地位的乐器作了考证,从其产生到灭亡的发展过程中透析社会､文化及传统音乐发展对乐器的选择性｡她认为,乐器是音乐的物质载体,也是音乐史的标尺和“化石”｡在乐器中凝结着音乐､文化､社会､经济､科学等诸多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

来自台湾南华大学的蔡灿煌做了题为《乐器如何诉说?传记性写作途径运用在乐器及与他们相关之个人､机构中的相关研究》的发言,从乐器的“社会生命”及“社会关系”两个角度,结合乐器的传记性写作的一些实例进行阐述｡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即传记体写作,并以两个分别反映乐器的“社会生命”和“社会关系”的收藏古琴名琴的个案来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萧梅教授发言题目为《相对于“类”研究的“单件乐器志”》,结合中国乐器数据库的建设实例,对中国乐器相同种类不同变体的复杂性､以及乐器作为物质载体其身上留下的使用者的文化痕迹两个方面做了深入阐释｡她提出了相对于“类”的“单件乐器志”的研究方法,探讨单件乐器的传记式研究对于乐器信息采集和研究的意义及其体现的人文价值｡关注“器”与“人”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器”与“人”关系后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文化传播､文化史建构､社会经济关系､人际交流､族群认同､审美趋向等等｡

综上所述,相对于以往的乐器学研究,此次研讨会更加强调乐器作为物质文化载体与其使用者及其人文背景之间的关系,关注的焦点从以往仅是乐器的物质性本身扩大到在乐器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人类文化活动事象,这一新的视角既是乐器学研究的转机,又是挑战｡与会的专家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范例,在反思中不断探索前进,也以此激发后辈学者为乐器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做出努力｡

陈婷婷 上海音乐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