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矿难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提醒人们深思自己的行为，对剩余价值的无边追逐使人们忘记了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文化等各要素的和谐发展，对资本的崇拜掩盖了对人生命价值的关注。当安全问题一次次地被忽视，矛盾逐步积累的时候，灾难也在悄悄地向人类走近。矿难的产生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深层次的制度、意识等因素才是导致矿难产生的关键。对利益的无度追求只会破坏社会的和谐。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矿难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拔除矿难，人类才能真正远离灾难。
[关键词]矿难；资本逐利性；官僚资本；粗放发展模式；资本拜物教
[作者简介]靖冬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6级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广西 桂林，541004；魏清，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河北 石家庄．050000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6)11-0195-03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和灵魂，就在我们一次次将“以人为本”喊得更响亮的时候，矿难却在现实生活中对生命进行肆意的践踏。据统计，两年来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发生一起。触目惊心的数字和血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和结果。长期以来，唯生产力论一直是我们信奉的真理，似乎有了经济的发展，社会就能进步，文明程度就会变得更高。单独强调经济行为的作用使得人类行为的资本拜物教性质来越强，以致今天人们对资本的追逐甚至超出了对人生命价值的关注。作为一种安全事故，矿难必然有其产生的技术原因，但若仅从技术上就能将矿难治理，那么矿难也就不会一次次连续地发生了。隐藏在矿难背后的是人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煤炭行业的巨大利润空间使得逐利的资本垂涎欲滴。不从根本上改变对利益的无度追逐，黑色的矿难就必将化作一把高悬在和谐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将掉下来砍掉社会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一、人类行为的资本拜物教性质
马克思说，“在宗教世界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当资本出现以后，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地表现为资本所能控制的物与物的关系，人受资本的支配，因而人们就崇拜资本，形成资本拜物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的发挥建立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而资本拥有量的差别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又可以使人优先得到经济信息和充分接近经济机会。另一方面，资本是可以带来价值增值或收益的财富。市场机制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拥有资本也就拥有实现收益的机会。煤炭行业的高利润为资本实现价值增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投资场所，而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完善又为资本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众多逐利的资本因此源源不断地进入煤炭行业，成为矿难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
(一)煤炭价格偏离价值。行业利润空间巨大
在全国各地电力普遍紧张的今天，替代能源和技术的短缺使得煤炭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存在巨大的缺口。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煤炭的价格远远偏离了价值，整个煤炭行业的利润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煤炭价格的节节攀升，煤炭行业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大，资本的逐利性会驱使更多的人甚至是权力去参与行业竞争。由于我国煤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比较低，大量的私营煤矿和一些不合格的小煤矿都加入到竞争的行列，其结果是造成了各业主争相压低成本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煤矿安全生产的投入机制没有真正建立的情况下，煤矿在安全设施方面投入多少、如何投入，都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完全由煤矿主自己说了算。因此压缩安全设施投入，减少安全环境建设支出就成了最好的低成本选择。安全问题可能在煤矿投产之初时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和超负荷生产，安全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突出，可是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忽视安全生产问题，最终导致矿难的频繁发生。
(二)矿主承担的死亡矿工赔偿金额偏低
马克思将资本描述为“资本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见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往往会蒙蔽自己的眼睛，一切能获利的手段都会成为理所应当的生产方式，这其中就包括对生命的漠视。以目前提高后的新的赔偿数额标准20万元人民币来说，其数额还不足以购买一辆普通的宝马轿车，而由矿工付出劳动所产生的商品价值却何止一辆轿车可比!赔偿金额偏低在经济上就等于鼓励矿主减少安全投资，即使发生矿难，矿主所需支付的代价与其所获利润也不成比例。这就降低了矿主对矿难的恐惧和减少了投资安全的诱因，助长了一些矿主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严重看低生命价值的倾向，使其存在侥幸心理，敢于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微不足道的赔偿金能否满足矿工家庭以后的生活支出还是问题，矿工留下的对老人的赡养，对子女的抚养及教育等义务都得由社会来承担。这种由单亲家庭所造成的对青少年心理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更是20万元所不能填补的。
二、官僚资本的积累
矿难之所以在一次次严厉整顿之后依然连续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煤矿行业相关的各方利益团体力量的不均衡所致。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当中，煤炭资源所有者、煤矿工人、监督者、政府等各主体应在利益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一种均势状态，各利益团体之间应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方如果违反规则，就应该受到其他各方的惩罚。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公有制权利体系中内生的行政集权体制和民主制的不完善使得博弈各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目前我国的煤矿工人供过于求，且没形成有效的组织，所以基本上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话语权。而监督者一般受行政权力和所有者的影响较大，因此也起不到相应的制衡作用。剩下的两方只有政府和煤炭所有者，但煤炭所有者无论是在进入市场还是在市场上参与竞争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到煤炭行业。由于官文化的传统还在一部分党政官员的头脑中深刻地存在着，一旦放松约束和监督，这些人就会利用手中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来牟取私利，累计起来，就会出现新的官僚资本。这主要体现在民营煤矿和国有煤矿两方面上。
(一)官僚资本在民营煤矿的滋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煤炭行业的管制，引入了市场机制，允许民间资本来经营煤矿。煤价的高涨使得众多的资本来参加煤炭资源的竞争，其结果是竞争者争相“出价”获取煤矿资源，直到无利可图为止。由于我国缺少透明、民主的竞争制度程序，这笔竞价费就暗自落在控制煤炭资源分配权利的部门和官员手
中，或者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途径——入“官股”，即与分配权力相关的官员在煤矿公司持有股份，以一种合法的“股”的形式来获得官僚资本积累。这对于矿主来说，虽然是一笔不小的甚至是刚性的制度成本，但能在获得煤矿资源的同时又获得永久的官僚保护伞，无疑是降低了经营煤矿的风险性。正是因为这种刚性的制度成本的存在，才会令矿主们无心也无力去承担更多的安全支出，至于对管理、劳工待遇等方面的费用也只能一压再压。这是矿难屡治不停的根本原因。不在制度层面上约束权力寻租行为，不将法治化贯彻到经济行为之中，这种刚性的制度成本也就降不下来，矿难也就不能治本。
(二)官僚资本在国有煤矿的滋长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既不明确全民对其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也不规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而是由国家机构代行其所有权，并委派官员行使经营权。相应的收益权、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等也都由同一个权力机构派出的官员掌控，这样国企就成为了国家机构的附属机构。所有者的虚置缺位，难以形成对经营者的有效制约，一旦领导权层面发生变化，很容易就会产生官员利用公共权力来牟取私利，进而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侵吞和占用公共资财，形成官僚资本，并与公有制经济直接对立。从国有煤矿管理层角度看，在任期内完成利税任务是第一目标，而加大安全投资开支无疑会降低企业利润，且受益期不仅限于自己任期，也会让继任者搭上便车；况且发生安全事故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多数的国有煤矿领导层选择了超负荷生产，纷纷挑战生产极限。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国有煤矿经营效益下滑，甚至破产，国有煤矿的负债、职工安置等改革成本均由政府承担，而煤炭资源所有权却被既得利益者通过手中的公共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逐利的资本无休止地进行私挖滥采，同时又不断地忽视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在逐步的累积，当所有的安全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矿难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抹平所有的矛盾。
三、结语
对资本的盲目崇拜和对剩余价值的无边追逐扭曲了人们的经济行为。道德的滑坡和人性的泯灭是我们片面发展经济的沉重代价。矿难就像一只饿虎总在时刻窥视着人类的发展，人们每走错一步它都会以其独有的方式来吞噬生命。治理矿难不能用想办法喂饱老虎的方式来逃避，只能从根本上把它赶走才能永远地消除威胁。首先，必须转变粗放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集约型、循环型经济，鼓励技术创新，加大基础科研的投入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煤炭、石油等原料的依赖性，从客观基础上遏制矿难的频发。其次，通过制度创新来清理官僚资本寄生的土壤，严厉惩罚官僚腐败，大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完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使各级地方政府冲破对GDP的崇拜，真正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最后，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创建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通过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对死伤矿工的赔偿标准等措施，使他们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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