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旧石器时代到汉代，越南北部文化经历了萌芽、缓慢发展、快速发展、兴盛、统一到融入中华文化圈的演进过程，人类特征也经历了从澳大利亚人种到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的混种、最后出现与现代越人相似的蒙古人种特征的演进过程。本地与外来文化及族群的长期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越族。
【关键词】现代越族;形成;早期过程;越南考古学
【作者】彭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沙，410081;韦江，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49-010
AN APPROACH TO THE EARLY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MODERN VIETNAMESE
Peng Changlin， Wei Jiang
Abstract：
The culture in North Vietnam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embryo， slow development， rapid development， prosperity， unity，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circl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paleolithic age to Han dynasty. The huma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lso evolved from the Australoid race to the mixed Australoid and Mongoloid race， and finally appe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ustraloid race similar to the modern Vietnamese. The long period of fus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formed the modern Vietnamese eventually.
Key Words： modern Vietnamese;formation;early process; Vietnamese archaeology
越族为越南主体民族，又称“京族”或“安南族”，形成于越南北部（简称越北）。关于越族的形成过程，目前仍有较大争议。孙文明认为越族主体为骆越人，是秦汉时期部分闽越人乘船迁移到越北后，将土著居民赶走，并与后来的中国移民组成越南民族的主体[1]。何平认为越族的直系祖先是骆越人，是新石器时代从宁绍平原迁徙到红河流域的越人先民与当地的土著黑色人种混合而成，并与后来中国其他地区不断迁徙而来的汉人融合后形成的[2]。还有一些学者从越语的归属来探讨其族源，有的认为属孟高棉语系，也有的认为属汉藏语系[3]。目前的研究方法基本从历史或语言等方面来探讨其起源及形成过程，没有或极少运用大量发现的考古资料，而越族的形成是文化和族群长期发展和融合的结果，大部分发展过程没有或极少文献记载，没有考古学的参与，其结论难免失之偏颇。因此，本文以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为主，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对越族形成的早期（指两汉以前）过程做一全面探讨。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萌芽和人类初现
越族是在越北形成的，其起源无疑要追溯到人类初现的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遗址数量很少，主要有清化Nui Do遗址群，石器粗大厚重，制作粗糙，以砍砸器为主，有少量手斧，距今约50万年。谅山Tham Hai洞、Tham Khuyen洞发现少量直立人牙齿化石，具有一些原始特征，说明越南直立人至少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就已出现[4]22-23。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早期越北与南中国、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均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但与周边地区有一定差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相邻的百色旧石器相比，石器形制简单得多。
中期未发现明显的文化遗存。义安Tham Om洞、安沛Hum洞等地点发现早期智人牙齿化石，牙齿相对较小，既有原始人又有现代人特征。可以推测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智人逐渐从谅山一带向南扩展其居住范围。
晚期人类活动逐渐扩大到越北大部分区域，但数量稀少。距今4万～25万年的翁（Nguom）文化只在狭小的太原武涯晨沙盆地分布，器形较小的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器形较大的石核石器只占极小部分。其后山韦（Son Vi）文化分布范围较广，遗址一般成群集中分布在红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山区丘陵地带，砾石石器占绝大多数，以砍砸器、尖状器为主。人类遗存只在距今三四万年的宁平Thung Lang洞、谅山Keo Leng洞、清化Lang Trang洞等地点发现晚期智人牙齿。
与翁文化相似的石片石器技术传统在南中国和东南亚广泛发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柳州白莲洞及马来西亚Gua Cha、泰国仙人洞、Sai Yok、Rongrien等都有发现[5]1-25，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由环境的相似还是文化交流所致，尚难以确定。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山韦文化，两广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砾石石器占石器总数的绝大多数，部分石器特征受山韦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山韦文化的分布范围北部到达岭南[6]127-129，泰国、老挝、马来半岛等地也发现与山韦文化相似的砾石石器。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与东南亚大陆属于同一文化圈，这或许与早期人类的迁徙有关。古人类学研究认为，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发现的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如澳大利亚Keilor、Cohuna、印度尼西亚Wadjak以及柳江人都同时具有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特征[7]。这一广大区域内人种的一致，可能与人类从亚洲大陆向澳大利亚的迁徙有关，加里曼丹岛Niah洞人类与亚洲大陆联系的密切程度大于其与澳洲的联系，可能Niah人是由亚洲大陆迁来，又作为中间站的代表将其影响传向印度尼西亚和澳洲，使澳洲古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来自亚洲大陆的影响[8]。而分子人类学研究认为，现代东亚人是自非洲经东南亚迁徙而来并替代原始土著后形成的，而非在原有古人类基础上进化而来，Y染色体中O3a3b-M7及03a3cl-Mll7单倍群是从孟高棉到苗瑶和汉藏族群的基因流动，证明相关祖先群体间的单向往北扩散，是在末次盛冰期从中南半岛穿越云贵高原迁徙入东亚[9]88-90;单倍network中的单倍型R22、B4c2和F1b都显示出人群由南向北的迁徙，它们可能和Y染色体单倍型03a3b-M7代表同一批人群的流动，北迁发生的时间在1万到2万年之间，与末次盛冰期结束后的海平面上升非常一致，造成流动的原因是海平面上升后中南半岛上的人口压力[10]112-113;东亚N系人群在53万年前到达北部湾地区，其最初的扩张范围和规模非常有限，25万～2万年前出现大规模扩张，快速扩张到华中地区，部分支系深入到华北和东北地区[11]。古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所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与二者理论分歧和依据方法不同有关，实际情况或许更为复杂。但不管是自北而南或是自南而北，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越北位于这一人群迁徙路线的中间地带，人种和文化都带有华南和中南半岛的一些混合特征，也有自身特色。
相关热词搜索：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