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对人民参与作用的尊重与认同，“参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人生观;以“参与”为主要实践特征的责任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首位的价值观念，是出世与入世两种处世态度的灵魂汇合点，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协商民主;民意;参与;传统文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4.017
[中图分类号]D62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4-0092-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1。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纳入基本方略，强调“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38。2018年3月4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这一论述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有着现实的民意基础;这份民意就是人民有着广泛持续深入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与权利，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明，参与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正是参与性的中国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参与激情，也提供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高度的文化自信。
一、参与性在中国文化宇宙观中的体现
宇宙观也叫世界观，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本质、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等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古典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和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3]1。有专家明确指出，中国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产生和发展[3]7。所以，中国古典宇宙观实质上是一种参与的哲学。
（一）“参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宇宙万物的起源与形成是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具有不同民族思维特点的不同神话，反映出不同民族的不同宇宙观。中华文明也有一个神话时代，流传着许多关于宇宙万物起源和形成的神话传说，最著名的莫过于盘古开天辟地。相传，上古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间，如此一万八千岁。盘古醒来后，发现黑暗一片，伸展筋骨也被“鸡蛋”紧紧包裹，于是拔牙成斧将天地开辟;为避免天地重合，盘古头顶天、足踩地，日长一丈，又经一万八千年，自此，天不能再高，地不能再厚，盘古也气竭身亡。盘古死后，气息化为春风云雾，声音变为雷霆万钧;双目为日月，发丝成星星;血液为江海，肌肉为沃野;骨骼成花木，筋骨为道路;齿化金石，髓化珍珠;汗水变雨露，五体为五岳……除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还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后羿射日拯救苍生、夸父追日身化桃林、大禹治水力定九州、共工怒触不周山使星移斗转等的传说。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不自觉地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集体的口头描述和解释”[4]。所以，透过神话，可以捕捉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可以把握当时人们的思维脉搏。中国上古神话承载了中国古代关联、整体的宇宙观，即宇宙（通常用天地代表）和人（卡西尔强调神话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生命的一体化沟通了各种各样的个别生命形式，使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亲族关系[3]9。在这个意义上说，神话中的神其实就是超能的人）原本就统一于“鸡子”这个整体，人生宇宙间;宇宙自生自化，而人类参与化育，与天地共同作用，形成了宇宙万物。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不是精神创口贴、不是文化燕窝汤，而是包含一切本原基因的骨髓干细胞，是所有表达的元表达，是所有意义的元意义，是所有结构的元结构[5]。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着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从中国神话中可以看出，“参与”是人类内心深层的愿望，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二）“参与”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哲學思维的核心要义
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宇宙观，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天与人不是仅仅对峙的，一方面天与人有分别、有对待，另一方面从更高的观点来看，天与人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二者息息相关，二者之间没有间隔 [3]29。
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华文化以天为则的优秀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类可以向天地万物学习许多精神、许多道理。
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强调了人的“与天地参”的能动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唯人道为可以参天”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等等，都体现了人与天地参的精神。《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学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为“四大”之首，而“道生一”，天、地、人三才统一于“道”之下，天人合“一”之道就是互参之道。天人合一不是简单的天地与人类之间的相加，而是天地与人类之间的相融相参相合，这与中国古代关联、整体的宇宙观是本质一致的。所以，“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3]26。
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中庸精神。中庸即“用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以中道来加以平衡 [6]21。“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义正义》卷五十三）。一方面，天地是生养人与万物的根本，要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与作用;另一方面，人是治理万物化成万物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执两用中”，看到天、人两方面的互相作用，才能达到“和”的境界，实现“合”的目标。所以，中庸实际上是一种参与的思想。
二、参与性在中国文化人生观中的体现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人发展同社会进步的关系。中国文化的人生观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上。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6]46。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认为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国家命运、政权兴亡都不在于外界力量，而在于人自己，因此，以人为本的实质是更加看重人类自身参与政治生活乃至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价值与作用。
（一）“参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活水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成果[6]48，是对人民参与政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实践的总结。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原因，发现夏之兴起是因为大禹治水得到了民众拥戴，夏之灭亡是因为夏桀荒淫暴虐失去了民心;商之兴起是因为商汤推翻夏朝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民众拥戴，商的灭亡是因为商纣荒淫暴虐导致民心叛逆;周的兴起是因为得到民众拥护灭商兴国。以史为鉴，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人革掉的，开始看到了人民参与甚至改变“天命”的力量。秦末，农民起义将领陈涉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人民群众参与“天命”的一声呐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虽然历代封建帝王都自诩为“天子”，但朝代更迭的历史反复见证了人民参与改变“天命”的力量，因此，在历史的演进中，以人为本思想地位不断巩固。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认为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是人自身的德行。西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悟出一个道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已形成“德感”基因，而早期德感的表现，常常集中在政治领域的“民”的问题上，民意即人民的要求被规定为一切政治的终极合法性，对民意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西周的天命观，使得民意成了西周人的“天”的主要内涵[3]39。如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四）此时的“天”已不仅仅指自然之天，更指人民、民意，天人合一的内涵也从自然领域拓展至政治社會领域。
（二）“参与”是“人”的初心与使命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发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最重要的独特的文化创造。汉字起源于原始图画，属象形文字，早期以表意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六书”等多种构字法则，但象形依旧是构字基础，汉字深层次的表意功能并未丧失。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演进过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字字形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看不出最初的形貌，从字形上往往很难推理出字意，但通过追寻汉字的“前世今生”来了解古代先民们寄寓在汉字中的情怀和哲思。比如，透过“人”字的演变过程，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中的人生观。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楷书）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籀文，象臂胫之形。”这一注解言简意赅地道明了“人”之形与人之价值。
“人”的甲骨文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是垂臂直立的动物形象，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直立行走是人类演进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甲骨文和金文的“人”不仅象形，而且突出了人直立行走的特征，表明中国古代先民已敏锐地发觉了人与普通动物的本质区别。
人类的起源一直是世人的兴趣点，早期人们用神话来表达这种兴趣，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后，开始对人类起源进行科学探讨和论证。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从生物进化角度论证了人类是通过变异、遗传、自然选择从古猿进化来的，但还不能彻底说明人类是怎样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给出了正确解释。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以及劳动在人类形成中的决定作用。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劳动创造人的原理。他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这一结论不断地为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大量发现和事实所证实。小篆“人”字突出了弯腰垂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者形象，表达了人的“劳动”特征与价值，表明先人已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切身体味到劳动对人的重要意义。劳动过程就是“与天地参”的过程。
隶书、楷书的“人”虽然把圆融的图画形笔画变为方直，但也因此承载了对人的更多认知与哲思：其一，“人”字呈直形，保留了人直立行走的特征;其二，“人”的一撇一捺分别由象形文字“人”的臂胫变形而来，代表臂胫，交汇处代表头部，既保留了象形特点，又保留了通过大脑和手足劳动的本质;其三，“人”堂堂正正地顶于天立于地，充塞天地间，体现了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与天地参精神;其四，“人”的一撇一捺在交汇处得到中和，体现了不偏不倚的中庸之德和“参与”的原则。
三、“参与”在中国文化价值观中的体现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准则，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中国文化是一种义感文化，强调责任本位、参与精神和担当力量。中国哲学以实践为特性[6]33，义、责任、参与、担当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和人们实践的准则与动力。
（一）“参与”是入世与出世的灵魂汇合点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超然独行的群体，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对隐士的界说，许多古籍中都有，如《庄子·缮性》中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胡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范晔在《后汉书》中曾阐述归隐原因，“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可见，隐士往往是时命乖张、政治黑暗的产物，他们往往并非不想承担天下之义，而只是参与不得或参与不能无奈选择的保身全志之举，一旦风云际会，便会当仁不让，比如渭水垂钓的姜太公，得遇周文王便倾心相佐，成为倾商克殷的首席功臣;又比如躬耕南亩的诸葛亮，得遇刘备便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代隐士以归隐这种精神放逐的极端方式反衬出了参与天下大义的热烈情怀以及参与而不得的痛苦与怨恨，他们虽隐于“仕”却未泯于“义”，对“义”的执著与参与是入世者与出世者的灵魂汇合点。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第十六》），由于生命气质等的不同，面对危邦乱世，有责任之义的人往往表现出两种处世态度：一种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行义达道、杀身成仁;另一种是韬光养晦，保身全志，待机再动。这两种态度虽方式不同，但在“义”的坚守上却一致，所以都得到儒家肯定。孔子就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第七》）“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第八》）“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十四》），并赞颂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第五》），赞美他的知可及而愚不可及;评论“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商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他出走，箕子进谏不听就假装颠狂沦为奴隶，而比干强谏身遭杀戮，三人行义方式不同，却被孔子赞为殷之“三仁”（《论语·微子第十八》）。
虽如此，在儒家主张中，入世是行义之道，是经;隐仕是行义之术，为权。《论语》共20篇508章，其中有8篇20章直接涉及隐与显的话题，寓意着人生随时随处都可能面临入世与出世的认知与抉择。虽然《论语》对入世与出世两种态度都有赞誉之辞，但最终《论语》对两种态度从价值观的高度进行了评判。孔子及其弟子与隐者长沮、桀溺等相遇并展开了思想交锋，孔子及其弟子掷地有声地表明：“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十八》）。中华文明几千年浩瀚的文史记载的隐士不过万余名，而有事迹可考的不过千人，与入世者的人数与事迹分量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取舍导向：虽然入世与出世都有对“义”的坚守，但入世是主流文化，出世是非主流文化。毕竟乱世如果都躲避，清明之世是等待不来的，总要有大批知其不可而为之者，都会迎来玉宇澄清。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至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但坚定选择儒家治世，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精神使然，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二）“参与”的责任本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华文明之集大成者，其中的思想影响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论语》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第一》）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敬德思想。更重要的是，《论语》又突出了“义”的意义，“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第四》）“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第十七》）“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无适也，无莫也，君子义与于比”（《论语·里仁第四》），等等，此中的“义”已是對国家对社会的道义与责任之意，强调有道德的人就要把道义责任放在首位。孟子以仁义礼智“四德”并列，使之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道德德目，成为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汉代在仁义礼智外又增加了“信”这一德目，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四德五常”成为儒家两千年来的基本道德，影响中国社会至深至远[3]46。而“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第二》），“勇”就是见义而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一》），近于义的信用才有践行必要;要施德政，而“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论语·子路第十三》）;要仁爱万民，要“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务民之义”（《论语·雍也第六》），等等，可见，“义”是“四德五常”的价值准则。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跟西方价值相比，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所谓责任，就是超越个体自我的生命欲望和生存需要，面对他人或更高的社会层次提出的对自我的需求。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很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人常常为责任的实现而忘我，责任往往成为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于权利”。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强调义务感。义务取向的德行不是声张个人的权利，而是实现对他人的义务，履行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当然，这种义务感是开放的，伦理的义务从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宇宙。第三个特点是“群体高于个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不强调个人性的权利或利益，认为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社会远比个人重要，而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更多用“家”“国”“社稷”“天下”等表达。第四个特点是“和谐高于冲突”。中国文化注重以和为贵，中华文明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3]51—56。显然，第一个特点是首位的、引导性的特点，因为有责任意识，才会自觉履行义务、自觉维护群体利益，自觉追求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义”的责任价值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从孔子“君子义以为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义”的责任本位涵养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兴亡、对民族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积极的参与实践，使人民成为历史的真正英雄，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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