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反思

报告指出：“私立中学以京师、江苏、浙江为最多。”⑤其中教会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据1922年统计，全省教会中学有51所，学生3323人，教会中学数量占全国六分之一强，入学人数居全国首位。

江苏民国时期在中小学数量方面的增长，首先得益于江苏自清末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发展基础以及全社会的重教环境，而部分行政官员和诸多商绅、民间团体对于中小学教育的热心更有不可或缺的支持，如民国时期担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教育厅厅长的蒋维乔，以及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张謇、袁希涛等均是注重学校教育发展的学者型官员。其次，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教育经费“充裕”，亦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教育经费为事业之母，欲求事业之发展，必先求经费之稳定”。⑥民国初期受时局影响，即使是较为富庶的江苏同样面临教育经费紧缺的情况，如1913年度，江苏各类学校用款仅979，000元，1914年度为1，105，000元，1915年度为1，159，000元，虽与宣统三年（1911年）的2，970，000元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但与其他大多数省份相比，岁出经费数仍历年位列第一，且逐年增加，这也保证了江苏师资队伍的稳定和素质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的发展经费并不完全取自官款、公款，民间经费的支持也同样重要。此外，江苏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教会势力较大，而教会开办的诸多“软硬件”较佳学校，一方面成为了江苏私立学校的“主力”，另一方面它客观上对江苏中小学发展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

二、依靠学会力量，促进教育发展

回顾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以教育会为代表的民间教育社团组织在其中的参与、推动、引领等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解除了部分党禁，各类专业社团得以获准设立。1902年于上海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标志着我国近代民间教育社团设立的开始。1906年7月学部颁布《教育会章程》，更是承认了教育行会组织建立的合法性，并由此推动了各地教育会的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由清末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担任首任会长的江苏教育总会（原江苏学务总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各县亦纷纷设立教育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江苏共成立县级教育会50个，会员几乎涵盖各地新教育界人士。⑦

民国建立之后，教育部便着手修改教育会章程，将教育会划分为省教育会、县教育会和城镇乡教育会三级，其后将学会宗旨规定为“以研究教育事项，发展地方教育为目的”，其职能一方面是基于研究成果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发展建议，另一方面则为“处理教育官厅委任事务”，⑧教育会俨然成为领导各地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形的出现，既与军政府忙于争权夺利而忽视教育事业发展有关，同时亦是因为地方政府控制力量式微、部分教育行政人员尸位素餐，省级教育机构希图通过遍及基层的教育会组织代行引领地方教育发展的“准行政”职能。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故到1925年，江苏各县市乡教育会共有188个，其中乡级教育会59个。⑨不仅如此，从工作成效看，与某些省教育会“偃旗息喙”、“阒其无人”的萧条状况相比，江苏省教育会则能“岸然独行其是”，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如通过开会演讲，参与整顿小学、改良私塾等事项。⑩

由于事实上能够进入江苏省教育会核心圈的均为教育上层的精英，故当时教育会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涉及教育问题的社会舆论走向，但同时又与基础教职员逐渐产生距离。与此同时，为强化政府的专制统治，控制过于兴旺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势头，1927年，国民党控制的政府以“学阀”罪名封停了江苏省教育会，而以半官方的教育协会取而代之。尽管到1928年，政府又恢复了教育会组织，但加强了对民间机构的监督。在此情形下，江苏省教育会等民间机构虽再难扮演独立的强势角色，但事实上它通过设立各种研究会依然对江苏中小学教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江苏省教育会对基础教育建设和发展的参与和支持，主要包括争取教育经费、引领教育改革、维护团体利益等，且以前面两项为主。

争取教育经费工作，主要是指对于官款经费的争取。众所周知，教育经费短缺始终是掣肘清末民国时期新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江苏虽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尚属富庶之区，但因战事频仍等原因，同样时时面临教育经费短促问题，地方教育经费更是入不敷出、朝不保夕。基于这种现实，争取社会各界对教育经费的支持，事实上成为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团体的重要职能。就江苏省教育会而言，这种争取主要包括利用会社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会员的人脉关系等，力争在官款经费配置中使教育占有更多份额，如在1918-1919年间发动的反对削减教育经费而给省议员加薪的运动；1924年江浙战争后，通电省军政当局提出维持原有教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和方式的要求等。

引领教育改革，这是教育社团对中小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工作。从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社团组织的实际工作方式看，当时这些教育社团主要是通过邀请教育名家举办演讲报告会，出版教育书刊，组织教育培训，开展教育调查，成立各种专门研究会等来宣传教育思想、传播教育理念，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如在举办演讲会方面，江苏省教育会在1917年曾邀请美国麦顾黎博士做《共和国之教育》等演讲，请周仲容等讲演中小学教育问题；1920年前后曾联络其他组织邀请杜威、孟禄来苏讲学。为提高教员的教育教学水平，教育会还通过开办讲习会等形式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如1916年暑假，江苏省教育会举办小学教授法暑期补习会，主要学习国文、算术、教育学三项课程，培训时间持续6周，与会培训者共计307人，分别来自江苏省40个县。 各种专业性的教育研究会成立，则更具体、更深入地指导着中小学教育改革。1920年初，在江苏省教育会下组建的推行国语委员会，主要对中小学国语教育的实施进行研究，同时通过开设培训班培训国语教员等。

发挥民间教育社团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确实是支持中小学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尤其在政府支持教育力量有限、不便时，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民间社团对于凝聚同业人心、引领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更是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如何调整处理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的兼管关系，依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注重专家引领，开展教育实验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由此开始，国内一大批教育名家以及许多留学归来的教育学专家聚集校中，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俞子夷等先后成为南高师（东大）教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东南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大学更借区位优势，吸引了众多教育专家来苏。他们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和较高的理论造诣，更有将先进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并以此进行现代教育本土化建设的雄心，江苏各地中小学理所当然成为他们开展教育改革实验基地的首选。与此同时，许多有思想的一线学校管理者根据教育思想发展的趋势，自觉地加入到教育改革的实验当中。因此，民国时期江苏省的中小学在教育改革实验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甚至一度引领着中国中小学改革实验的潮流。

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的教育实验，涉及领域与范围较广，既有较为宏观的教育管理的实验改革，如选科制与学分制的实验等；又有较为中观的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实验，如“道尔顿制”实验、“设计教学法”实验、“分团教学法”实验等；此外，还有更为微观的“单项教学问题”的实验等。

廖世承是江苏乃至全国开展中小学教育科学实验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10月他兼任南高师（东大）附中主任后，便致力于在教育测验基础上的教育改革实验。1920年，在廖氏领导下，东大附中在保留原有固定科目外，还为天资聪慧者添设国文、英文两种选科，作为课外补充，这是当时国内中学实行选科制实验的开始。次年春天，东大附中又在全国较早进行“学分制”实验。东大附中在“选科制”和“学分制”的实验成果，实际成为了1922年新学制中中学阶段改革的主要依据之一。

“道尔顿制”是一种对班级教学制进行改革的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影响较大、实验范围较广的一种改革实验，而江苏省则是开展“道尔顿制”实验的中心地区。舒新城作为“道尔顿制”实验的重要推动者，受东大附中主任廖世承聘请，在附中开展“道尔顿制”与“班级教学制”的对比实验。1924年，廖氏在实验的基础上撰成《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对“道尔顿制”在我国教学中的实际效果做了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设计教学法”是1920年前后传入我国并风靡全国中小学的新的教学制度，在南高师附小兼职的俞子夷无疑是当时国内提倡“设计教学法”的最积极者。自1919年在南高师附小开始进行“不彻底设计教学法”实验后，附小俨然成为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的示范校，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长期驻校学习，如浙江女师附小教师分批轮住在校内进行长期参观学习。同时，俞子夷及附小的教师亦常常受邀外出讲学并演示教学等。

以某一学科或单项教学问题为检测和实验对象的单项实验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中参与面最广、最普通、取得成果最多的教育实验。而在此类实验中，俞子夷是积极推进者之一，他在南高师附小自创了大量的教学实验，其中“珠笔算混合教学法”的实验在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的前提下，开始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边实验、边发现问题、边随时修正，实验取得很大成功。后来，这种珠算笔算混合教学在诸多小学被大力推广。此外，他还在附小开展了诸如“生字教学讲解法与练习法孰善”、“兼读英文是否有碍于其他功课”等学科小问题实验研究。1928年后，随着实验学校制度的建立，江苏诸多中小学更是激起了教育实验的热情，而诸如艾伟、杜佐周等专家对于教育实验的主持、指导，更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简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江苏中小学大力开展教育科学实验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各中小学开展的教育实验基本是出自学校管理者的教育自觉，而非源于上级的行政命令。当然其中不排除部分学校的实验属于跟风型的作为，但大多数中小学的实验乃是出自探析中国化教育发展道路的良苦用心，则是需要肯定的。同时，江苏中小学开展教育实验也留下了宝贵经验：首先，理论引领和专家指导是教育实验科学化的保证。其实无论是东大附中、南高师附小的教育管理、教学问题的实验，还是1920年代初江苏第一中学的学制实验、1930年代江苏省镇江实验小学的复式教学法与自学辅导法的实验等，都离不开理论研究和专家指导的身影；其次，要以科学的方法、精神和态度开展教育实验。对于权威的理论和研究结论并不盲从，而是以实验结论说话，如东大附中对于“道尔顿制”实验的态度、南高师附小对于“设计教学法”的评价等；第三，根据本地实情，采取“小步快走”方式进行科学实验。中小学校的教育实验选题，并不是仅仅限于对西方教育研究结果和理论的验证，应更关注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探讨；此外，教育实验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探究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更是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聘请教育名家，延聘教学名师

建设一批中小学名校，成就诸多中小学教育名师，形成丰富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思想，积累诸多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亦是民国江苏中小学教育之所以享誉全国的主要体现。

民国时期，江苏涌现出许多蜚声全国的中小学校，如上海中学、苏州中学、常州中学、扬州中学，以及东大附中、南高师附小等，均是全国一流的中小学。它们的成功，首先是因为拥有一大批富有学识和教育情怀的教育家在主持办学。如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首任校长郑通和，系南开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后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担任上海中学校长12年，以办理一所与南开媲美的理想中学为追求，办学成绩卓著，1937年上海中学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九所优良中学之一；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留美硕士，曾任多所大学教授，担任扬州中学校长10年，向以治校严谨而闻名，在他的领导下，扬州中学声誉卓著，成为抗战前我国四大名牌学校之一；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的首任校长江学珠，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在她的努力之下，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成绩斐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优良中学；担任东大附中校长的廖世承、南高师附小校长的俞子夷，均有国外求学的经历，而他们对于教育科学化的追求，对教育实验的青睐，不仅使他们主持的学校成为当时全国中小学开展教育实验的旗帜，而且还推动了我国实验学校制度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江苏许多中小学校的校长们，不仅眼界开阔、学术造诣较高（甚至不乏大学教授、留学国外者），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卓越的办学才能，并能竭力利用当时相对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努力实践。如周厚枢怀抱“教育为立国之根茎”的认识，致力于促进学生的自治、自卫、自养的均衡发展，尤为注重学生品格的熏陶，在扬州中学首创“教训合一制度”和“分科必选制”；江学珠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算不得一乐，得天下庸才而教之使其成为英才，这才是大乐”的思想，注重全人教育，并针对学生差异，尝试按能力分组教学和班设辅导教师的制度。其他如俞子夷的“不彻底”的“设计教学法”实验、廖世承的“道尔顿制”、“选科制”实验等均是他们基于自己办学理念的自觉实践行为。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之所以成功的重要保障。优秀的校长都是以吸引名师、培养教师队伍为办学的主要工作。如由廖世承任主任的东大附中，其增一流设备聘一流教师的力度为同类学校中少见，曾汇聚了著名学者如罗家伦、张其昀、胡焕庸、雷宗海、舒新城、邹秉文等来校执教；松江女中曾聘请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如陆维钊（国语）、王季思（国语）、虞明礼（数学）、周芬（化学）等，江学珠校长深知教师是办学的主体，强调教师是校方请来的，不是雇佣来的；苏州中学首任校长汪懋祖秉持学术化办学目标，注重学术性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校长第一件任务，在选用健全的教职员，加以健全组织，那学校就已安置在健全的基础上。” 为此，他组建了高水平的学者型师资队伍，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如国学大师沈若颖、钱穆，学者陈去病、吴梅、陈旦等大学教授均执教于苏州中学；俞子夷则将教师参与教育实验视为培养教师的有效途径。

历史的联系不可割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江苏的中小学教育是有成就的，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知名学校事实上便奠定了今天许多名牌学校发展的基础。但民国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又是不均衡的，乡村教育的落后、入学儿童的“小众”以及教育经费的整体紧缺和城乡学校之间配置的不合理等，均影响了那个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总之，客观公正地看待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得失，乃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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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