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比较研究

摘要：在我国众多的谈话节目中，台湾地区的综艺娱乐谈话节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陆和台湾在电视谈话类节目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大陆相比，台湾电视谈话节目话题更敏感、多元;嘉宾选择上精英化、明星化，主持风格大胆诙谐，充满个性。结构上是板块式的，定时插播广告，体现了重娱乐轻教化的宗旨和商业化的价值取向。本论文将从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节目的媒介性质、文化背景、社会宽容度等不同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较为知名的节目的分析比较，探讨在不同媒介生态环境下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异同。

关键词：电视谈话类节目：大陆：台湾：比较研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20）01-119-04

电视谈话节目一度是全球电视节目形态的主流之一，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也成为我国重要的电视节目形式。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诞生略早于大陆地区，在数量上或无法与大陆相比。但在节目话题、风格、传播形态及播出效果等方面绝不逊色，甚或更占优势。本文首先对电视谈话类节目做一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比较研究。介绍了二者基本類型及特点，罗列异同，并着重分析论述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其间穿插两岸各类具有代表性的谈话节目案例，通过相应的文化背景进行传播分析。主要资料来源是视频资源、相关书籍和中国期刊网。

1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概念

《现代汉语辞典》定义“谈话”为“两个人或许多人在一起说话”或“用谈话的形式发表意见（多为政治性的）”电视谈话节目最早兴起于国外，被称为“TalkShow”。

国内的电视谈话节目出现相对较晚，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直播类谈话节目《东方时空》的开播确立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诞生。特别是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开播后，主持人崔永元以其特有的机智幽默赢得很多观众的认可，此后电视荧屏上访谈类节目层出不穷，遍地开花，“谈话风”一时间吹遍全国各地。

电视新闻学者叶子在《电视新闻》一书中将“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为“以主持人为中心，针对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或群众关注的问题，邀请有关权威人士或群众到演播室参与讨论的一种节目形式”苗棣、王怡林合著的《脱口秀：电视谈话节目的理念与技巧》对“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为“电视谈话节目是以谈话为主要内容的、无脚本的，并且在前期策划的基础上即兴发挥的电视节目形态。”将这两者的观点结合起来基本可以概括出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要素与特征：

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以无脚本的谈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由主持人主持、嘉宾或观众参与，以叙述事件或分析讨论问题为主要内容，并营造现场内外面对面人际传播的“场”的氛围，整合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类型。这种类型一般都实现了栏目化播出的形式，有固定的播出时间、时长和节目主持人。

2大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时事政治类谈话节目。其中一种是新闻事件解读类谈话节目，以时效性强，对社会影响深远的新闻事件为由头，邀请评论员、特约嘉宾及观众对选定的新闻事件进行交流和探讨，如央视的《新闻1+1》。一种是新闻人物访谈类谈话节目，其焦点在由于新闻事件才被邀请的“新闻人物”上，他们可能是专业领域的尖端人才，也可能是政府官员或明星，甚或是生活里的普通公民，如央视的《面对面》。

社会生活类谈话节目。这样的节目很多，主要针对当下社会热议问题、家庭生活凸显的问题和个人发展的问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类型，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如央视的《小崔说事》，《实话实说》等等。

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这类节目的呈现方式很多，有明星访谈类，以明星为特定采访对象，以他们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或感情生活等为主要谈话内容，加大满足了嘉宾的“窥伺欲”，一度备受追捧，如《艺术人生》《背后的故事》《超级访问》等;有“真人秀”类，被学者定义为“由普通人而非扮演者，在规定情景中按照制定的游戏规则展现完整的表演过程，展示自我个性，并被纪录或者制作播出的节目。”如《非诚勿扰》《绝对挑战》《职来职往》等等。

专题类谈话节目。《今日证券》是以证券分析为主的财经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线》是社会与法频道高端法治谈话节目;《天下女人》是关于女性话题的专门性谈话节目;《中国武警》是反映武警部队风貌的谈话节目;《聚焦三农》是关注农民切身利益的谈话节目。

3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时事政治类谈话节目。其中一种是严肃的时事谈话节目，话题严肃，谈话方式也较保守，以主持人在演播室与嘉宾交谈为节目形式，没有观众参与。如《夜问打权》《问题与对策》《全球嘹望》《新闻深喉咙》等等。另一种是大众化的时事谈话节目，如《李敖：TALK秀》《沈春华：LIFE SHOW》《华视新闻杂志》等。这几个节目气氛较为宽松，有现场观众，《华视新闻杂志》还开设热线，方便观众参与评论。

社会生活类谈话节目。《新闻追追追》，典型的代表台湾民生的节目，没有蓝绿之分，各类人士均有参与，随时有政治性话题讨论，但并无政治的目标性，民粹性极强。主持人一般不会引导嘉宾进入某个特定的世界观，对于客观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这个节目具有一定的意义。《全民最大党》也是反映台湾民生的窗口，用抖笑料的方式展示台湾民风民俗。

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康熙来了》作为此类节目的代表，“怪”特色、完全即兴提问和无禁忌的话题让摄制现场惊喜爆笑的场面迭出，很受两岸三地观众的喜爱。《女人我最大》《ss小燕之夜》《国光帮帮忙》等也是很独特代表。

专题类谈话节目。《人与书的对话》，主持人在十分家居化的节目场景中，伴随轻音乐与艺人进行对话，文化韵味浓厚。

神秘谈话类节目。《第6度空间》是一档灵异类鬼故事节目，u型桌，一堆嘉宾各自讲述自己遇鬼的经历。与此相似的还有《不可思议的世界》。《开运万事通》，由一众命理专家排排坐凑一桌，通过星座解构、心理测验、面相人生、数字神算等环节给嘉宾解读命运。

4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节目的异同

4.1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共同点

4.1.1注重纪实性。谈话类节目的纪实性表现在真切的现场感和参与性。现场嘉宾和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整个节目是由嘉宾、观众和主持人共同完成的。

4.1.2节目定位准确。注重多角度探讨问题，细分受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分野明显。

4.1.3节目形式多元。打破传统的传播形式，使谈话节目的内容在时间、空间上都极具跳跃性，让人们在有限的时空中观赏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知识领域的内容。

4.1.4嘉宾类型多样化。节目嘉宾多没有拘泥于某一领域，而是涉及政治、商业、文化、演艺等诸多领域，嘉宾的准确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节目的质量。

4.1.5主持风格个性化。多数节目的主持人因自身极佳的口才与应变能力而独树风格。

4.2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差异

4.2.1话题不同。“话题”是谈话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节目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是谈话节目的生命之源。在一档谈话类节目中，策划一个选题，使之精彩、时效而有深度，是谈话节目策划的重中之重。主持人对话题的把握程度也关乎整档节目的成败。成功切入、巧妙转变、适时推进、并且保持话题的连贯是对此类节目主持人的基本要求。

大陆电视谈话类节目在话题准备上较为严谨和切中实事，话题多与人们日常直接相关，偏重于励志类、伦理类，或是百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央视的《面对面》。主持人抛出话题后，一般会沿着主线层层递进，较为中规中矩。任何看似主持人的现场即兴发挥也一定是围绕主线层层展开的，主持人对话题的充分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出了主持人对节目内容的理解和把控。多是选择“顺序连贯式”的话题推进方式，以时间或事件的发展为线索展开话题，脉络清晰、流畅。

台湾电视谈话类节目在话题选择上多倾向于敏感度、关注度高的话题，且不避政治，甚至出现政治娱乐化现象，如中天综合的《全民最大党》。从早期打着“乱讲！爱台湾！”的口号到中期“乱讲，爱台湾！”“解闷，救台湾！”发展至“全民做老板！（全民才是最大的政党）”主持人在引出话题的方式上较为随意灵活，讨论话题的进度和转换也快，跳跃性强，不拘泥于固定格式。其特点是多个话题的交叉进行，“乱序交错式”推进，在一个话题内部嵌入另外一个话题，然后再重新回归原话题的展开模式。尽管这种话题推进方式使语言显得过随意，话题的开度被放大，但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互动也在无形之中增多，营造出了一个相对轻松、活跃的谈话氛围。

4.2.2主持人风格不同。制作谈话节目的重点是话题的选择和主持人的选择，话题是多变的，而话题节目稳定不变的是主持人。可以这样说，是否拥有观众认可度高、话题适应性强的主持人是决定此类节目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节目主持过程中，主持人的言谈举止与其文化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很多因素，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其到位的主持中透露出来的人格魅力、学识修养，可以给节目增光添彩，成为节目的标志，不但可以使得现场气氛轻松融洽，让每个参与者都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使许多观众因为喜欢这位主持人而更喜欢他主持的节目。

大陸的节目主持人，包括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内，很多都是播音主持专业“科班”或相关专业出身，因此大部分都比较注重语言的纯正和规范，在节目中的形象也是端庄得体、稳重大气。给人一种亲切的、随和的感觉，没有那么多针锋相对，也没有那么多浮躁与尖锐。习惯将各种体验整理成理智而有条理的语句，并以贯有的端庄姿态在镜头前播讲。提问不会直击敏感问题，也不会谈论粗俗的话题，侧重于挖掘嘉宾生活中积极健康、乐观美好的一面。谈话氛围也是以轻松愉快、融洽和谐的气氛占主要。因此大多数能够胜任播报式的新闻节目或串连式的文艺节目，但却无法驾驭真正需要个人临场机智反应的综艺类谈话节目。

台湾地区的节目主持人大多身兼多职，特别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很多都是艺人改行，歌手或演员出身的他们自身已经具备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对娱乐圈的一切都能从容应付，也能凭借其自身在娱乐圈的地位，给节目带来更多看点。表达方面，台湾地区的节目主持人对自己则更显“宽容”，谈话是“开放式”的，充满个人强烈的风格色彩的出言无忌，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清规戒律在节目中被抛诸脑后。一时的语误也没关系，只要没有传达给观众错误的信息，造成不良影响，他们都会自嘲之后一笑而过。4.2.3嘉宾不同。在谈话类节目中，更多的是就某一热点人物而采访其经历或者某一时期的特殊感受。而在就某一热点社会话题展开讨论时，则更多的要进行嘉宾的搭配设置，比如常见的搭配有：主持人与嘉宾一对一（《高端访问》）、主持人与嘉宾一对多（《一虎一席谈》）、主持人群和嘉宾群多对多（《天天向上》《康熙来了》）等，这些嘉宾可能是演艺明星、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或平民百姓等。在选择嘉宾的时候最基本的原则是所选嘉宾与节目话题应该具有相当的契合度，而且还要考虑到嘉宾所能起到的明星效应以及权威性。在大多数节目中，嘉宾比观众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观众通常会在嘉宾中寻找自己的心理投射，极具期待性地聆听其言论。

在《面对面》中，主持人王志以其犀利的询问方式单方面发起话题、推动话题，嘉宾的角色较为被动。很多时候主持人完全控制话题的进展、掌握提问的主动权，一些问题的提出令嘉宾无从招架，甚或手足无措。当然从这些问题和回答中，观众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嘉宾的想法，而王志咄咄逼人的主持风格也是很多观众成为《面对面》最忠实观众的理由。

《一会一席谈》中嘉宾在节目中的参与性较高，很多时候也会推动话题的进展、参与话题的转换。主持人与嘉宾共同推进话题，话题的随机性较大。这种轻松、灵活、不受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话方式，也使这个节目更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满足观众猎奇的心理。但也会由于过于随意而导致对话题的延展、深入度不够。

4.2.4播出形态不同。台湾的电视谈话节目因其开放性和相对较高的随意性，主持人从当期话题说起后，便开始由着沟通交流的进行和思维的发散开始漫谈，节目结构大多是板块式的，中间会插播广告，谈话被截开成几段。而每段广告的插播也颇有意味，不仅是为接收大信息量和快节奏的谈论后的嘉宾以缓和时间，通常会在主持人抖包袱设置悬念时插入，目的是刺激观众产生对答案探求的渴望。《全民最大党》更是将政治作为议题，借用脱口秀、现场连线、观众call-in等形式成为全民热议政治的狂欢性栏目。大陆的电视访谈节目每期多集中在一个话题上，无论是讨论某个社会现象还是展示经典案例，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节目中间不插播广告，连续不断地播出。多种元素的设置使节目本身形成了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不会使观众产生视觉疲劳。

4.2.5传播效果不同。大陆地区在新事物面前显得较为谨慎，内地观众习惯于接受中庸、可以流露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即使在节目中可以获得一些幽默的或者非严肃的东西，也主要是疏导内心淤积的不快，缝合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裂痕。与此相适应，大陆的电视谈话节目更注重沟通与调适。主持人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控现场气氛和中和矛盾，化解分歧，促成共识：嘉宾与现场观众也温文尔雅、有理有节地展开讨论，尽量避免冲突和对抗，以维护秩序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内地电视谈话节目充当了社会关系的“黏合剂”，表现四平八稳、中规中矩。

台湾地区较早地与西方接触，形成了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当地民众比较容易接纳新事物，社会宽容度较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电视谈话节目题材往往能够有所突破，内容和观点求“新”、求“奇”、求“趣”，涉及敏感领域甚至政治内容，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也率真、大胆，甚或出位。

相对于台湾综艺的灵巧多变，大陆电视谈话类节目更亲睐于在有限的范围内放低姿态，讲求大气、大雅间的融合，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谈话方式和氛围。

5造成大陆和台湾电视谈话节目差异的原因

5.1社会文化背景

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大陆地区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提倡和谐之美，注重艺术教化的道德伦理作用。电视节目侧重于对节目“高品味”和“高品质”的追求，传承优秀文化，也就是对于节目宣传教化、审美功能的追求。节目呈现出大气厚重、雅俗共赏的审美特点。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使得大陆地区的广大受众也往往喜欢真诚、朴实、亲切的主持人形象。

台湾地区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提倡个性发挥，“尺度”较为宽泛，富有娱乐精神。同为谈话节目，都是以明星、名人为访谈对象，两岸的节目形式和主持风格却大相径庭。娱乐对于谈话节目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谈话节目主持风格和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台湾节目在早期也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的都市文明使电视综艺节目愈发显现出宽容、自由、多元的特点，更注重感官层面的乐趣，只要能够娱乐大众，再“无厘头”的内容也能被搬上荧屏，以娱乐为主，审美教化为辅。

5.2媒介性质

大陆地区的“广播电视业属全民所有，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把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人民获得信息、知识、娱乐的工具。它决定了我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无论是传播新闻、传达政令、解释政策精神、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反映社会文明、丰富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咨询服务等等，都注重社会效益”。[6]因此节目制作有着严格的限制，从节目内容的前期策划到后期制作都要经过电视台及广电总局的层层审核和考察，谈话节目也不例外。

台湾地区的节目制作机制则相对宽松。台湾有上百家电视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他们的娱乐节目都是各个制作公司独立制作，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其节目运营策略中，电视的其他社会功能是从属的、次要的，经济因素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节目收视率不高便面临下课的危险。也正是由于电视制作公司的激烈竞争，致使其主持人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推陈出新，迎合观众的口味。

5.3社会宽容度

大陆地区受传统观念影响，在面对新事物时经常采取较保守的谨慎态度，往往对不熟悉的领域产生观望或排斥心理，社会宽容度较低。台湾地区较早地与西方接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受到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先进文化的影响，形成多元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使其电视文化也显得非常时尚新潮，观众比较容易接纳新事物，对与传统相左新观念也不排斥，社会宽容度较高。

总体来说，大陆和台湾的电视谈话节目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差异的存在并不代表差距，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媒介性质、社会宽容度等的不同，即使是相似的内容，两岸的节目风格也各有千秋。大陆的電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必然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给予理解。台湾地区的节目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适宜当地的欣赏水平。但如果一味的“拿来主义”背弃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会失去自身节目的特色。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电视谈话类节目也应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大陆和台湾一起，携手并进，使我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水准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