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总体较低，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工资收入状况、“三险”缴纳状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影响，还受到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文章针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问题，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社会适应 法律援助 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和9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更强，更渴望适应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对他们而言，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更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适应性是主观社会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本研究从法社会学视角，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两大指标，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现状，并探讨他们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问卷编制与调查实施
本研究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测量因变量的两个量表，第二部分是测量自变量的四个量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由“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作为因变量；同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自变量分为4个类型：第一类是个人属性特征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个人人口和法律属性特征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种类”、“三险”缴纳情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第二类是社会支持变量，这一变量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测量，包括“家庭支持”、“他人支持”、“朋友支持”3个分变量；第三类是应对方式变量，这一变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2个分变量。①第四类是法律意识变量，对这一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法律意识量表，包括“法律援助”、“维权意识”2个分变量。
本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65份，有效回收率为93%。
数据整理与分析
个人属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从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属性特征相关的变量中，婚姻状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这4个变量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得分都具有显著性影响，性别、“三险”缴纳情况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影响。“已婚”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未婚及其他”的0.031倍；“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对社会适应性有显著性影响（P<0.05），“签订劳动合同”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没签订”的0.102倍（P<0.05）；“月收入水平>3000元”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出“月收入水平<1000元”的0.182倍；“不了解劳动合同法”的社会适应能力要低于“了解”的农民工0.175倍（P<0.05）。另一方面，在生活满意度的变量中有6个变量都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比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0.143倍（P<0.01）；相对于没有上“三险”的而言，“三险”全部上齐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出0.197倍（P<0.01）；劳动合同“签订”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没签订”的0.085倍（P<0.05）；月工资≥3000元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1000元的0.167倍（P<0.01）；“不了解”劳动合同法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了解”的0.271倍（P<0.01）。
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得知，在与社会支持相关的3个变量中，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p<0.01）。其中朋友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为p<0.01），朋友支持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其对生活满意度得分就会提高0.046倍（p<0.01）。他人支持也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为p<0.05），他人支持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其对生活满意度得分就会提高0.025倍（p<0.05）。
应对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应对方式相关的2个变量中，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极其显著（显著性水平p<0.01），与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影响极其显著，呈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就会提高0.341倍（p<0.01），其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得分就会提高0.236倍（p<0.01）。“消极应对方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得分就会降低0.323倍（p<0.01）。
法律意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法律意识相关的2个变量中，法律援助和维权意识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法律援助”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得分就会提高0.381倍（p<0.01），其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得分就会提高0.229倍（p<0.01）。“维权意识”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就会提高0.525倍（p<0.01），其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得分就会提高0.354倍（p<0.01）。
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普遍不高，仅有少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处于正常状态，其他则社会适应性较差，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好。女性在生活压力、人际交往、经济压力方面，相对来说承担的责任要比男性少，因而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第二，相对于未婚人士而言，已婚人士的生活满意度显然更高，相对于单身或离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婚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会更强。究其原因，可能是配偶、子女的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了家庭，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强，家庭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慰藉能使他们心理获得更多的满足。第三，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他们所在单位效益好、工资按时发放、收入水平高、工作正式，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焦虑感降低，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第四，相对于没有上“三险”、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三险”全部上齐、劳动合同签订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更高。“三险”齐全、合理的劳动合同，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心理上获得了满足。第五，朋友与他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都是远离家乡，家人又不在身边，家人对其影响力并不是很明显。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与同学、朋友用手机联系，此外年轻人与同龄人的交流没有代沟，也比家人便利得多，所以朋友与身边人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第六，积极乐观的生活应对方式、较强的法律意识，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面对挫折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个人主观上提高维权意识，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将大大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
建议。第一，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影响他们能否在大城市长期稳定下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适合他们的低交费、广覆盖、可接转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筹集主要由企业和雇主承担，国家财政兜底。让他们像主流的“城里人”一样享有就业、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只要手持一张社会保障卡就可以在全国各大城市就业，并有权要求雇主或企业为其缴纳诸如“三险”等费用，交费数目和其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挂钩。应加大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逐步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二，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针对他们维权意识不足问题，政府应整合多方面力量加大对他们的法律援助。首先，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要通过采取各项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及时、合理的法律援助；其次，宣传部门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把宣传重点放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使他们更多了解用工、住房、保险救助、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和规定，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再次，要建立志愿者法律援助机制，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特别是吸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②第三，全面推进社区服务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依托城市社区和专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让他们像主流“城里人”一样享受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服务人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他们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支持他们设计职业发展规划，在提高他们就业谋生能力的同时，切实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拓展他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积极应对方式，全面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①汪向东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第70页，第108页，第115页。
②樊德玲：“城乡统筹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法律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19期，第22页。
责编/王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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