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乡协调发展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抉择变得日益重要。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协调主体，其群体特征的改变反映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据此，本文梳理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及农民工群体去留决策的关键因素，以期理清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动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flow decis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the main coordinator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 in China. Accordingly，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key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s， for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决策;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因素
Key words： migrant rural worker;flow decision;dual economic structure;influential factor
0 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推进，以及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各地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逐渐出现“民工荒”、“招工难”现象。为此，广东等传统用工大省率先推出了“积分入户”等面向异地就业人员的城市化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自此，农民工的流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期间，“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农民工回流”等概念，也日益成为学界、乃至社会的热点词汇。然而，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并未减少，事实上还在增长当中。如何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农民工的流向，理清农民工去留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深化人口流动理论认识，提升政策适切性，进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
1 “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
“刘易斯拐点”理论源自Lewis（1954）关于人口自然流动的理论研究，刘易斯认为，在最低工资水平（subsistence wage）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是趋近于无限的。而由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边际产品与部门工资存在着相对变化，因此逐渐出现了劳动力供给有限的结构性转变。Minami（1968）指出，实现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农村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以期缩小二元部门间的工资差距。也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外生变动和农村部门技术进步带来的消费增长也会改变农村边际产品和平均工资的上升，并不能认为是结构性转变的到来（S R Onami，1990）。总结来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城乡部门劳动力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农村流出劳动力开始向有限供给转变。
针对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早期中国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主要以2004年出现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和“民工荒”现象作为研究背景，指出我国富余劳动力总量已经明显下降（Garnaut，2006;蔡昉，2007;王德文，2007等），并已于2004年左右进入刘易斯拐点期（张晓波，2010;巴曙松，2011等）。然而，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对此进行了反驳，如宁光杰（2012）以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现有制度下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存在区域性异化，主要归因于制度环境的转换和农民工的代际更替;郭磊磊（2018），基于农业要素收益率变动的视角发现跨越“刘易斯拐点”仍需我国整合优化生产要素，促进城乡人力资本结合等条件的推动，尚且不具备全面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综合条件。此外，J.Knight（2011）指出，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自然分割了农民工的外出就业，其工资上涨的现象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刘易斯拐点错觉。基于此，Das & N’Diaye（2013）等学者预测，中国农民工储备仍处于上升的趋势将逐渐减弱，随后正式进入刘易斯拐点期，而在此之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影响着农民工的潜在供给（钱文荣等，2009），目前所出现的农民工区域性特征仍无法代表中国二元部门全面发生结构性变化。
总的来说，我国近年来井喷式、断层式的区域性劳动力短缺现象的确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刘易斯拐点的逐步逼近，但其仍受我国不平衡区域发展的限制无法实现全面同步。目前中国经济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存在着较大的区位性偏差，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流动不仅受到城市化进程的边缘化影响（白南生等，2008），亦受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返乡兴业驱动（肖艳栩等，2018），因此才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短缺与过剩重叠的复杂情况，即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工流向异化现象。可见，解决刘易斯拐点争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正确判别分析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流向背景与动因，只有结合农民工的决策背景和群体特征，准确判断农民工的流向抉择，方能真正推进跨越“刘易斯拐点”进程，助力城乡结构协调的进一步发展。
2 异地就业、本地打工，抑或留乡兴业？
农民工群体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协调主体，直接反映了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间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亦决定了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变动。而异地就业和留乡兴业作为我国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和流向特征，即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群体的流向决策存在着差异和群体特征等现象。由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流向地的选择上具有复杂性和区位特殊性，目前国内学者较多以区位要素和生产禀赋作为范围界定，运用推拉理论、新迁移理论等模型以及多阶段回归实证等计量工具对地区劳动力群体的迁移回流决策进行判断分析。
廖彪等（2018）指出，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尚未得到较好的发展，且无法与现代经济有效接轨，得不到有效的转移，逐渐出现了市民化和回流返乡的选择矛盾。在此背景下，王春超等（2018）基于对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指出，城市义务教育资源对农民工留城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但也受到城市户籍制度的明显阻碍，而无法生存的农民工则迫于无奈选择了回迁择业，如李倩（2018）以上海昆山农民工群体迁移为例，指出新型城镇化下城乡户口问题所触发的系列问题已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回流的选择，削弱了其异地就业的意愿。但也有学者构建分析城乡间收入水平和就业难易程度等指标对农民工回流群体的影响，指出城市工人相比于乡村工人更高的工资水平是阻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培林，2007;田丰，2010等），认为城乡间明显的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群体更多的选择进城务工而不是回乡发展。
的确，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是农民工异地就业的切实需求，原有农村环境的匮乏基础无法满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更多的农民选择离开家乡去到更好的环境谋求生存，因此形成了早期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提供过充劳动力的现象。但于近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过程中，受户籍制度、创业扶持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群体返乡发展逐渐成为政策指导下的劳动力迁移趋势（齐小兵，2013），同时回流农民工在返乡后从事高技能工作或成为自雇者的概率更高，逐渐形成留乡兴业的中坚力量（戚迪明等，2014）。而基于中国城乡劳动力调查数据（RUMIC），王子成、赵忠（2013）采用多阶段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回流意愿进行偏差修正回归，发现农民工在“外出-回流-再迁移”次序决策模型中，部分农民工在返乡回流后也可能会选择再迁移，而其概率高低则受务工收入、就业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动引导了农民工群体的流向选择，逐渐形成了返乡浪潮下的农村创业兴业模式，更多地选择回流谋求在政策扶持下的就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层面的阻碍和困难，影响农民工群体迁移流动的最终决策。
3 城市机会、家庭羁绊还是乡愁召唤？
流动影响因素方面，农民工群体在就业质量、文化程度、家庭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群体特征（白南生等，2002），如门丹等（2017）发现文化程度更高、家庭结构简单的外出务工者更容易利用自身人力资本回乡兴业或自主创业等。为归纳农民工流动决策中的影响因素，本文综合梳理国内学者的研究，归纳以下影响农民工流向的三大因素。
3.1 经济因素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流向决策的研究较多，主要考虑的经济因素存在于地区经济发展、就业质量水平和融资集资难度等方面。在就业质量方面，国内学者主要考察城乡间收入水平和就业难易程度等指标对农民工流动群体的影响，提出了城市工人相比于乡村工人更高的工资水平是阻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培林，2007;田丰，2010），认为城乡间明显的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群体更多的选择进城务工而不是回乡发展。
在城乡融资环境差异背景下，小额贷款政策实施和创业补贴的引入也影响了农民工回流的选择。张若瑾（2018）通过双边界询价法以四川、河南农户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在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创业补贴时，能够显著地激励新生代农民工的回乡创业意愿，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受其年龄和家庭情况的约束。同时，农民工群体不断发展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日益明显，当地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和政府所提供的融资帮助或创业扶持显得十分重要（戚迪明，2014），财富需求、创业启动金、借贷难易度也成为了目前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之一（熊智伟等，2011）。
3.2 环境因素 在乡村环境方面，土地出让价格高、实际利用率低的综合情况影响了回流农民工回乡兴业的积极性，同时农产地区与非农产地区的界定模糊，生产设备与生产用地的约束控制也阻碍了农民工回流的选择（厉以宁，2008;孙富安，2010），认为农村方面政府的财政预算较少，无法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落后的现状，使得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后顾之忧。同时，土地产权关系模糊和财政支农力度较小的现状也限制了农民工回流兴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提供创业融资根本保障等弊端仍然阻碍着农民工的创业回流（朱明芬，2009;张新等，2018）。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政府政策对农民工创业的指出主要应体现在拓宽信息渠道和减少城乡分割，政府引进和推广农资农技来依托土地创业，建立特色农产市场提供融资扶持（郭军盈，2006），建立和完善农村发展创业的外部环境。同时，完善政府服务环境体系，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前期干预机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具有较为显著的激励约束机制（韩俊等，2008），建立劳动密集企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适配机制。
3.3 个体因素 目前农民工流向研究中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收入、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认同感等方面。孙中伟等（2018）提到，农民工的出现原因有二：迁移和雇佣，前者体现了乡镇的空间转移而后者体现了地方的人力资本转移。同时城乡之间个体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对迁移产生了激励约束作用，迁移流入者自身的情况会明显地影响他人的迁移动机（蔡昉，2002）。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逐渐转向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王春光，2001），但由于两代农民工引城乡生活方式的不同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城市融入感的降低导致了回流的发生（何绍辉，2008）。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王亚楠，201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左右外出务工群体的回流倾向。
同时，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劳动者和已婚者回流比例显著较高，其个体年龄与回流决策呈倒U型关系，主要是因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如技术技能、工作经验等会随着个体年龄增长存在着周期性变化（Nong Zhu，2002）。初期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多地来自于家庭资本积累和自然禀赋，较好的禀赋条件和投资基础对农民工回流存在着积极作用，為其返乡创业提供有力支持（石智雷等，2018）。家庭禀赋自然条件的其一表现形式为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目前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低，较多集中于初中、高中及中专的学历水平。受自身知识水平和技能技术的约束，农民工的就业压力较大且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较为局限，缺少返乡兴业所具备的技术技能。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仍较明显，由于外部冲击及制度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时有发生。区域性出现刘易斯拐点特征并非偶然，而是说明了农村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全面进入刘易斯拐点期，实现城乡部门的差距缩小和优化。而农民工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载体，其群体流向也决定了我国在城乡协调发展中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目前来说，农民工群体仍主要以进城务工为考虑重点，但随着乡村扶持政策的引导开始出现了回乡返乡潮流，有较为明显的回流趋势。而新生代农民工和具备人力资本的高水平农民工也逐渐成为了返乡兴业中的中坚力量。而关于农民工流向动因的研究，学界研究的角度主要从经济、环境和个体层面进行考虑，通过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考量不同地区差异化背景下存在的回流共性，寻找不同迁移流向下存在的群体共性和特征。梳理发现，农民工群体对于迁移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更多地会考虑到精神满足和家庭发展，即其发展需求逐渐趋向于多样化，促使农村综合环境进行革新发展，也为我国提高政策适切度、优化城乡政策匹配提供了新的参考和借鉴。基此，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更应切合农民工群体的困扰冀盼问题，结合地方实情、群体实情，充分利用地方经验证据和社科理论基础进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总结，把握农民工群体流向的决策因素和一般特征，为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割铺垫理论基础，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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