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应未雨绸缪

每每想起一则笑话就忍俊不禁。曾有一名日本人这样质问中国导游：为什么中国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导游轻描淡写地答道：要是中国没有计划生育，那么现在人口还要再多出4亿。如果这4亿人都游来日本，你们欢迎吗？日本人顿时语塞。

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一个孩子，这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主旋律。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不可磨灭。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口在5亿左右，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卫生条件改善，加之缺乏对人口增长的适当控制，致使到70年代末人口数量迅速膨胀接近10亿。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在70年代以来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迅速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据新华社消息，在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30年里，全国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缓解了人口数量激增对国家经济增长的牵制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

计划生育好！是的，应该坚持，但坚持与完善是辩证统一的。任何政策和法律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当然，这是一种前瞻性预测，其精神实质是，人口政策应与时代同行。这就需要着眼于当前和长远，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

从当前来看，7月5日，北京大学湛中乐教授等15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直言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弊端，要求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引发热议；而恰在此前，陕西安康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被强制引产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对以暴力方式野蛮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不规范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报道，也激发了人们对于该如何征收这个费用，以及资金究竟去了哪里的疑问。

政策执行中的漏洞和不公也让人关注。目前计划生育执行最有力的是各国有部门，除此之外的人群生育行为受到的约束则有限。经不起罚款的农民能上演“吐鲁番”、“少林寺”和“海南岛”的故事，高知富有群体也能玩“美国”、“加拿大”和“香港”产子的把戏。媒体曝光的多起明星超生事件，都挑战着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公平性的看法。因此，必须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来。

从长远来看，人口政策如果僵化执行，首先会导致人口结构的扭曲。高龄化、少子化不仅开始挑战社会保障体系，也将显示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制约作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一趋势如进一步发展，人口红利将加速消失，未富先老现象将更加凸现，我国将在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进入高龄化阶段，经济竞争力下降将不可避免。在重男轻女思想仍然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高度不均衡，2020年适婚男性的数量将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

其二是社会伦理与行为异化问题。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温室花朵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大家庭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独生子女家庭难以得到实践和延续；以“孝”和“敬”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将被逐步消解。一些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社会行为方面存在问题的比例占独生子女的23—40%。缺乏独立性、一切以自我表现为中心、团队合作和协调沟通的能力明显不足，这些都是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培养出来孩子的弊病。和谐社会的个体基础由此受到了很大的侵蚀。一旦国家有难，独生子女能否挺身而出，父母又是否愿意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儿郎送到前线？据报道中国的失独家庭已经有100多万个，这些家庭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承受着巨大的伤害。

人口发展有其惯性，当年迟迟没有采取人口控制造成了一定后果，这是个教训。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促进的平衡点，在实践中需要科学地动态把握，这也包括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生育观念及其演进等进行跟踪考察。对人口政策的调整甚至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改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早研究早准备，当然这也是需要立法者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