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民族国家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发展中遇到各种困境。基于现实要求，哈贝马斯提出后民族国家结构理论。本文在系统地梳理其后民族国家理论后，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全球化不断冲击和改变着民族国家，在研究全球化领域中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全球化未来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对此问题，哈贝马斯针对民族国家的产生及其当下遇到的困境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后民族国家结构理论，其目的是为困境中的民族国家提供解决方案。
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结合的产物
民族国家是众多国家形态中的一类，因其自身优势，民族国家成为当下最普遍的国家形态。虽然各个民族国家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有的先形成民族后建立国家，有的建立国家后形成民族），但是民族和国家最终深度融合，成为一体。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血缘—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通过建构共同的民族传统，追求同宗同源的民族集体认同，最终形成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并将其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公民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在法律指导下，公民共享国家权力，共同参与国家治理。
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起源理论无疑是完备的。民族国家的产生既是在建构国中民族，同时也是在实现共和主义，所以，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相融，两者缺一不可。然而，这种“先天”的二重性既对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例如在非法律层面使民众团结一致），又对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自决）。通过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可以得知，由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结合，民族国家有其自我消解的内部因素。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哈贝马斯指出，全球化是冲击民族国家的外部因素，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作用，民族国家将不断丢掉其存在的理由，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将取而代之。在全球化中的国家交往关系，一方面模糊了国家的界限，另一方面不断消解民族國家的合理性基础。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全球交往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有以下两项考虑：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扩展具有超越国家性，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加之现代经济活动更具虚拟性，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复杂，政府对国内外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便削弱。
第二，经济全球化也使世界变成一个的风险共同体。面对全球性风险，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合作是无法独立解决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生产、金融、技术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别是生态风险和军事风险的全球化，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通过迄今普遍采用的主权国家间达成的协议形式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为了避免各种全球性风险，势必在全球范围内结成团体，形成政治行为能力很强的国际组织。类似国际组织的出现，实质是分享了原本属于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利和职能。
基于以上两方面，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不仅使世界政治洛局复杂多变，而且从外部消亡作为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
三、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
哈贝马斯认为，克服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冲击的重点就是，使民族国家顺应全球化的大势，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所以，哈贝马斯并不反对全球化，而是基于国家间的或者地区内的多方位合作建构后民族国家。但是，以现在的条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这样的政体是很不现实的，即使是联合国也远不能承担起“世界政府”的职能。在现在的条件下，他更主张建立类似于欧盟的“大洲机制”。他追求在欧洲层面上建立起超国家的政治结构，因为欧洲一体化具有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因此，在不具备实现‘大同政治’的前提下，不得已，哈贝马斯把他的全球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欧洲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的深化上。”哈贝马斯建议通过制定欧洲宪法来促进社会融合和政治民主化。
在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虽然民族国家有其自我消解的内部因素，而且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的确遇到了不少难题，需要做出调整，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的主体依旧是主权国家有政府的治理。例如，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面临可预见的巨大风险，各国克服分歧，找到了最大公约数，达成了历史性的气候协议。可见，在民族国家依然是主体的时代，超国家的共识、规则、合作是可能的，即使是非最优策略性的合作也再一次被证明是可能发生的。
四、对哈贝马斯后民族国家结构理论的评论
在民族国家的前途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的态度存在悖论。一方面，他提出本身具有内部消解因素的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步弱化，民族国家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他又不否定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试图将其改造成后民族国家，以应对全球化的冲击。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在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时候，只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完成。哈贝马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创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从这一点来看，哈贝马斯无意取消国家的主权，只是强调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它应当与全球化的形式相适应。
总之，哈贝马斯的后民族国家结构理论为我们思考民族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种种挑战给予了深刻的启发，但是其设想以现在的条件来看仍然是难以实施的。所以，民族国家能否向哈贝马斯设想的后民族国家结构转型是存疑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王金利，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建构——试论哈贝马斯后民族国家结构[J]，政治研究，2013，第26期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注释：
1.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35页
2.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26页
3.王金利，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建构——试论哈贝马斯后民族国家结构[J]，政治研究，2013，第26期，第30页
4.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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