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提 要：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关键词：多元化;加洛林时代;史书修撰

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评判中古西方修史活动时大多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写作基本由教士和修士垄断,著史人几乎都是神职。这种评判较为客观公允地概括了中古西方修史主体方面的突出特点。的确，自公元4、5世纪教会史学兴起直至14世纪文艺复兴的近千年间，西方绝大多数的著史者都有教会背景，其中有以教化牧灵为业的教士，也有居于修道院，以默思修行为业的修士，纯粹世俗背景的史著家寥若晨星。单以加洛林时代为例，纯粹世俗出身的史家仅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其余均为教士或修士。然而，在对待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却不尽相同。部分学者认为“中世纪历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修史活动完全受教会控制并为神学服务”。1而部分学者却认为“中古基督教史学的撰著者虽多为教士、教徒，然大多数修史活动并非教会有组织地主持其事……它们仍然属于私家的修史活动，仍然有着与古罗马修史活动大致相似的运行机制。”2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均为宏观性、全局性的结论。由于修史活动是特定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所造就的一种文化活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状态下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点。中世纪西方的修史活动亦是如此，首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自教会史学兴起以来，中古西方的修史活动绵延了近千年之久，不同历史时期的修史活动必然会由于时代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次，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西方基督教世界包含了欧洲大陆上的西欧、南欧、北欧以及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等不同地域，它们的修史活动由于受到不同基督教亚文化的影响，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差异。故而我们在探究中古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修史活动时，不应机械地套用上述任何一种观点。譬如，加洛林时代的修史活动就并非私家修史活动的一统天下，亦未受教会的完全控制。在加洛林时代，尽管大多数的史家出身于教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修撰事业被教会垄断，教会之外的王/皇室是修史活动又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在加洛林时代神职修史的表象背后存在着王/皇室、私人、主教区、修道院等多种修史主体，且每一主体的修史活动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整个史学修撰事业呈现出一种官方修撰、私家修撰、修道院和主教区修撰的多元化状态。

一、官方修史活动

官方修史活动是指在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下开展的有组织的修史活动，组织化、制度化、集体化是官方修史活动的显著特征。纵观古典时代的修史活动，私家修史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古希腊的修史活动，从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气息。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之后即因“贻误军机”而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古罗马的史学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的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1及至中世纪之初，私家修史依然主导史坛，例如，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仅有3部翔实的叙述史（《法兰克人史》、《弗利德伽编年史》、《法兰克史书》），它们的修撰均非教会组织，亦与国家政权无关，是作者出于申明信仰，保存历史轨迹的目的自愿为之。及至墨洛温、加洛林两朝鼎革易代之际，矮子丕平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及其子尼伯龙根伯爵又授意一位匿名的续编者为《弗利德伽编年史》补写了第二部续书，以此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的行径寻求辩护。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部续书是“官方的”历史记录。首先它并不是由加洛林家族的大宗支系也就是加洛林宫廷编修的。其次，从内容上看，它更像是一大堆补加在一部业已成书的编年史2后面的回忆，与那些以记载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为主旨的官方史书相去甚远。

然而，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随着加洛林王廷逐渐由四处巡游走向固定，一种记录同时代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官方记录开始出现于亚琛的宫廷。自公元794年之后王室祈祷堂中的王家御用教士们以年代记的形式年复一年地记载加洛林君王及其周遭亲贵的事迹。其中，亚琛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是司职这一活动的实体机构，其首脑宫廷教堂住持3全权负责纂修工作并对属下的纂修工作负有监管、督导之责。这种官修史书的活动在西方史学史上实属罕见，它的产生与8世纪晚期以亚琛新宫殿为中心的固定朝廷的出现密切相关。公元794年，查理曼在亚琛兴建的一座复合式宫殿建筑群竣工落成，这座宫殿建筑群包含了一间祈祷堂、一间会议大厅、一间居所、一个图书馆、一个中书监（chancery）以及一系列办公建筑、花园和许多庞大的温泉浴池。由于这座宫殿建筑群的富丽堂皇以及亚琛当地温泉水的保养作用使得查理曼的王廷逐渐结束了巡游为治的状态，开始较为长久地驻跸于亚琛。于是亚琛逐渐成为了帝国的都城和朝廷的所在地，各种管理机构也随之设立于此，王室祈祷堂即是其中之一。起初，王室祈祷堂只是加洛林王室成员开展宗教礼拜活动的场所，礼拜之时，宫廷教堂住持负责主礼，其手下的王家御用教士们侍立两旁辅助，后来王室祈祷堂的职能渐生繁杂，缮写君王诏令、保存宫廷档案、纂修年代记等活动均由王室祈祷堂负责。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可能是由查理曼下令实行的，尽管目前尚无确切的证据能够予以证明，但从查理曼热衷整理、编纂本朝官方档案的偏好推断，他很有可能对这一活动持鼓励赞许的态度。正如圣米赫勒（St.- Mihile）修道院住持斯马拉格都斯所指出的那样，“及至查理曼时代，下令授权整理、编纂本朝官方文档对当朝君主来说已成为一种古老的惯例。”4譬如，查理曼就曾下旨将其颁布的法令妥善保存，并将罗马教皇和拜占庭皇帝致他本人及其父亲和祖父的信函汇编成册。故而查理曼很有可能授意王室祈祷堂年复一年地纂修年代记，以此为帝国的官员们提供一部资政文献并向后世的人们传达加洛林王室对本朝历史的看法。这种由王室祈祷堂教士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一直延续至843年帝国解体。这样，加洛林时代官修年代记活动仅仅延续了半个世纪便戛然而止了。在此期间（自794年至843年）由王室祈祷堂教士纂修的年度词条1大多被收录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仅有一小部分被收录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续书《圣伯丁年代记》中。2

官修史书的活动由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依托，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实践过程中多有为执政当局鼓噪宣传的行径。加洛林时代的官修史书也不能免俗。我们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3的文本内容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首先，《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按照公元纪年法有规律地记载宫廷在何地欢庆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写法不仅体现了叙述结构的基督教色彩，而且也蕴含着一种上帝与加洛林王/皇室同在的寓意，彰显了加洛林王/皇室至高无上的、合法的地位。其次，751年之前的年度词条完全没有涉及墨洛温统治者的记载。法兰克王国的军事行动全部是由加洛林宫相领导的，而在非军事领域，加洛林宫相也是至高无上的。当时墨洛温国王仍旧是法兰克王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种喧宾夺主的写法显然是为了突出加洛林宫相的地位。再次，读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后，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触——加洛林家族是法兰克民族的代表和利益的捍卫者，加洛林家族的历代统治者矮子丕平、卡洛曼、查理曼的一切行动仿佛都到得了法兰克人的一致拥护和鼎力支持。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曾一语中的地指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无论其原稿，还是修订稿都试图通过持久不断地、反复地叙述法兰克人的胜利，构筑一种法兰克人的认同——（加洛林）统治者和法兰克人是这些胜利的获得者，他们一起缔造了伟大的王国。”4

官修史书的活动离不开国家政权的组织和参与，唯有依托国家政权的力量，官修史书的活动方能得以实现。加洛林时代官修年代记的盛衰恰好印证了这一道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是中古西欧历史上少有的一段相对统一的时光，这时的加洛林帝国无论在疆域、军事征服方面，还是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方面都堪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相媲美，国家政权有足够的力量给予官修史书的活动以支持，因而出现类似中国古代那样的官修史书的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由于加洛林帝国统一的时间太过短暂，无法像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那样，给予官修史书的活动以有力而持久的支持。因而加洛林时代官修史书的活动，无论在修史的组织机制方面，还是在史官、史馆的专业性方面皆有欠完备，修史机构的组成和修史人员的配备均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史官、史馆的组成亦无定制。其中，王室祈祷堂虽是修史的实体机构，但却并非专职机构，它执掌繁杂，宫廷中的宗教事务、公文、文秘事务皆在其管辖范围内。鉴于王室祈祷堂职掌繁杂的状况，加洛林宫廷官员瓦拉（Wala）曾感慨道：“王家御用教士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职，他们的职责并没有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要有利于尘世的利益和福祉，他们均须承担。”5而且王室祈祷堂与加洛林宫廷中的另一个中枢机构——中书监之间存在着人员、权责重叠的现象，以至于某些学者，如坦格尔（Tangl）、凯尔（Kehr）、克勒维茨（Klewitz）等人怀疑这二者实际上本是一个机构。6修史机构执掌繁杂，修史人员权限重叠、职责不明，凸显了中古早期国家机构的简陋粗疏，同时也是加洛林时代官方修史活动有欠完备的一个写照。此外，统治者个人的兴致爱好决定了官修年代记的存废，这一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加洛林时代官方修史活动的不完善。查理曼对官修年代记的活动持鼓励赞许的态度，其子虔诚者路易亦是如此，在他执政期间，不仅官修年代记的活动得以赓续，而且之前纂修的年度词条也在他的授意下得到了重新修订，其中741、746、747、753、755、769、775、778、783、786、790、793和799年的年度词条被完全或大半更改。这一修订工作曾被归功于爱因哈德，但现在人们将其归功于宫廷中某个未知姓名的人。但虔诚者路易驾崩之后，由于秃头查理对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不感兴趣，因而王室祈祷堂教士普罗登特在离开宫廷赴任（公元843年被任命为塞恩教省特鲁瓦主教区的主教）之时，带走了正在纂修的《圣伯丁年代记》的唯一抄本。自此之后，官修年代记的活动戛然而止，其因人而兴，而又人亡政息的命运充分表明尽管加洛林时代官修史书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程度组织化、制度化的倾向，但却并没有形成严密规整的修史制度，因而这一修史活动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犹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短瞬间即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官修年代记是加洛林时代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别文化，尽管它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且并未形成类似中国古代那样严密规整的修史制度，但它的产生毕竟打破了私家修史活动“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中古西欧的修史活动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因而具有促进史学繁荣的积极意义。

二、带有王/皇家背景的私家修史活动

西方古代的修史机制是以私家修史的运行机制为主导，治史活动的无组织状态是其显著的标志。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阿、李维、塔西陀的历史著述都是私家的撰著，无论它们如何强调史学的教育、鉴戒作用，并无国家政权予以响应，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官方也根本无意于修史事业。及至中世纪之初，私家修史活动依然主导史坛，尽管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有过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与中世纪蔚为巨流的私家修史活动相比实属沧海之一粟。加洛林时代大多数的历史著述仍旧是修史者个人的撰著，它们的修撰成书没有经过官方修史的轨道，与诞生于史馆，出自于史官笔下的官方史书无法相提并论，同时它们的修撰成书也没有依托教会、修道院等有组织的力量。这些私家史著包括：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厄默尔达斯的《向虔诚者路易致敬》、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的《阿德尔哈德和瓦拉传》、勒斋诺的《编年史》、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私家修史活动一样,加洛林时代的私家修史活动带有浓厚的分散性、个体性的特点。不过，与古希腊、古罗马私家修史活动所不同是加洛林时代的私家修史活动与加洛林王/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某些修史者与王/皇室过从甚密，他们或者是加洛林王/皇室供养的御用文人，或者是加洛林君王的亲随。如执事保罗、爱因哈德均是查理曼罗致在宫廷中的文人。“天文学家”是虔诚者路易时期王室祈祷堂中的一名教士。尼萨德是秃头查理的表兄弟和属下。厄默尔达斯是阿奎丹丕平手下的一名幕僚。宫廷既是这些修史者活动的舞台，也是他们采攫各种史料信息的场所。

第二，某些历史作品是在加洛林王/皇室的授意和认可下被修撰的。如执事保罗所编撰的《梅斯历代主教传》可能曾得到查理曼的恩准，因为在这部著述中，加洛林王/皇室的历史被予以特殊的关注。《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是弗莱库尔夫奉太后朱狄丝之命为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编修的教材。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是秃头查理在公元841年5月占据夏龙城之前，授意尼萨德修撰的，秃头查理希望以此向后世的子孙们表明自己及其党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内战的起因及意义的。圣高尔修士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是一部奉诏修撰的史作，公元883年胖子查理莅临圣高尔修道院，期间胖子查理嘱咐诺特克为其先祖查理曼修撰一部传记，诺特克秉承王命修撰了这部《查理曼事记》。

第三，某些历史著述是修史者刻意为加洛林君王修撰的，加洛林君王是这些著述的读者和受益人。如厄默尔达斯的《致最伟大的基督教帝王虔诚者路易》是作者在流放期间，为了讨好皇帝虔诚者路易而修撰的颂扬性的诗歌体传记。《弗莱库尔夫编年史》的下卷是一部教育幼年君王秃头查理的教材。《勒斋诺编年史》也是一部教育君王的教材，公元908年，勒斋诺为了讨好国王孩童路易的教父阿达尔贝罗，向他呈献了这部史作，以此作为阿达尔贝罗教育孩童路易的教材。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是专为秃头查理修撰的，鲁普斯希望秃头查理能够从古罗马帝王，尤其是图拉真和狄奥多西大帝的事迹中寻找到值得模仿的有价值的东西。辛克马尔的《宫廷统治论》也是为了教导国王结舌者路易而修撰的。

私家修史活动的这种王/皇家背景可能与加洛林王/皇室对于历史的偏好，以及他们对于史学撰著活动的鼓励和扶植有关。查理大帝本人就对古代的历史抱有兴趣，他曾收集了许多以方言书写的古代历史诗歌，爱因哈德称其是：“粗鄙而古老的赞美古代君王美德战功的颂歌”。1据说查理曼还喜欢聆听古人的事迹并且喜欢在宫廷举办的公众朗读会上诵读历史著作。2对于史学撰著活动，查理大帝或许同样兴致盎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梅斯历代主教传》的编写倡议中找到佐证。这部史书是一部颂扬加洛林王室先祖梅斯主教圣?阿尔努夫的著作，它的修撰可能得到了查理曼的恩准。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二代君王也对历史撰著活动抱有兴趣，其中秃头查理堪为加洛林家族中的佼佼者，按照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和马修?英尼斯的说法“秃头查理是加洛林家族中最为著名和最为成功的历史使用者，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其父虔诚者路易对于历史的偏好，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尤为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秃头查理的这种喜好或许也解释了他为何以授意编写法兰克民族史诗，传播帝王系列传记以及加洛林家族史的方式来为其政治立场辩护。”3试想，倘若加洛林君王们对于历史著述不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授意或恩准他人修撰史书了，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修史者敢于向他们上呈自己的史作了。

由于与王/皇室之间颇有渊源，加洛林时代的私家史著所反映的也往往是帝王命运、民族和国家盛衰之类的宏大主题，其修撰者通常视阈开阔且心系民族和国家。譬如加洛林时代的5部帝王传记，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厄默尔达斯的《致最伟大的基督教帝王虔诚者路易》皆以加洛林君王的命运变迁作为写作主题。其中，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和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皆有追忆和弘扬查理大帝业绩，教育当代统治者的意味，它们的修撰隐含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勒斋诺编写《勒斋诺编年史》是为了使法兰克民族拥有一部属于自己民族的史作，他在《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声称“叙述‘我们时代’的历史著作极为有限”，因而要创作一部回顾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的著作，使法兰克人像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一样拥有一部记录自身历史的史作。4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则流露出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尼萨德在这部史学著述中把民众国家（res publica）的观念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用于批判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人。《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第一卷频繁地提及民众国家（res publica）这一术语，英国学者尼尔森认为“尼萨德此举是希望读者留意虔诚者路易统治期间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威胁：来自塞普提曼尼亚伯爵伯纳德（Bernard of Septimania）的威胁，来自罗泰尔的威胁，来自所有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福祉之上的人的威胁。而尼萨德本人则是肩负拯救王国使命的秃头查理集团中的一员。他编修历史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增进，而是为了一个目的——同时也是一项事业——公共利益。”5不过，由于与王/皇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洛林时代的某些私家史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例如爱因哈德从加洛林家族的立场出发，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对墨洛温国王进行了贬低。“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皆带有强烈的派系倾向。对于9世纪早期虔诚者路易及其诸子的内讧，“天文学家”、提甘和尼萨德皆站在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的立场上，对罗泰尔及其党人进行了谴责，这种明显的派系倾向使上述历史著述无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加洛林王朝历史的方方面面。

三、修道院和主教区主持的修史活动

在加洛林时代，除了官方修史活动和私家修史活动，一些修道院和主教区也主持修史活动，形成了官方修史和私家修史之外的又一条修史活动的发展轨道。在加洛林时代，由修道院主持修撰的史学撰著包括众多的小年代记和历代住持传：《圣阿曼德年代记》、《蒂里安年代记》、《伦巴森年代记》、《摩泽尔年代记》、《伯塔维安年代记》、《给尔服拜坦年代记》、《纳赞里安年代记》、《萨尔茨堡年代记》、《因沃文森年代记》、《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由主教区主持修撰的史学撰著包括一些大年代记和历代主教传：《圣伯丁年代记》和《富尔达年代记》的部分年度词条、《弗洛达尔德年代记》、《拉文纳历代主教传》……其中，年代记是修道院和主教区修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记录每一年重大事件的注释集成，通常认为年代记是由修道院中的复活节年表逐渐衍化而来的。复活节年表列入了各种天文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计算出每一年的复活节日期，由于复活节年表的年代序列为逐年记事提供了良好的载体，负责保存它的修道士便在年表页边的空白处和字行之间的空白处记录下每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后来这一记事活动逐渐由偶发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惯例，由此形成了年代记体裁。在加洛林时代，包括修道院在内的许多社会团体皆存在这种逐年记事的习惯，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认为这些社会团体记载年代记是为了保存本团体的历史记忆，而年代记又是一种只关注自身（inward-looking）历史的著作，通过记载年代记，一个社会团体能够构筑一种历史认同感，使其成员的情感在历史中寻找到寄托。1麦氏的回答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加洛林时代如此之多的修道院皆存在这种记载传统。在加洛林时代，修道院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一直长盛不衰。9世纪中期之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瓦解，王室祈祷堂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因受国势影响而终结，而修道院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克桑滕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艾因西德伦年代记》皆是9、10世纪修道院主持纂修的。修道院年代记的一大特点是它们的作者习惯于佚名纂修，这或许是因为修道院年代记是经众人之手相沿多年方才完成的，是集体的产物，故而一般没有作者署名。与官修年代记相比，绝大多数的修道院年代记言简意赅，内容空洞无物，缺乏历史的趣味性，其内容也大多局限于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事情，因而它们属于地方性的史料，对于研究加洛林帝国地方的历史，尤其是修道院本身的历史具有史料价值。

在加洛林时代，一些大主教区也长期保持着纂修年代记的传统，典型的如西法兰克王国的兰斯大主教区、东法兰克王国的美因茨大主教区。其中，兰斯大主教区自虔诚者路易的宫廷教堂住持弗尔考 （Fulk）担任大主教以来，一直是加洛林帝国纂修年代记活动的一个中心，或许弗尔考本人就曾参与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续编《圣·伯丁年代记》的纂修工作。自公元860年起，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接替特鲁瓦主教普罗登特继续纂修《圣伯丁年代记》，直至他于公元882年辞世。公元10世纪兰斯大主教区一位名叫弗洛达尔德的教士延续了兰斯大主教区纂修年代记的传统，他以《圣伯丁年代记》为模本，纂修了《弗洛达尔德年代记》。2后来，这一传统又被兰斯大主教区的一位僧侣利奇尔（Richer）延续到11世纪的前夕，他在大主教吉尔伯特（Gerbert）当政期间，撰写了一部涵盖888年至995年的历史著作，以作为《圣伯丁年代记》的续编。在东法兰克王国，美因茨大主教区可能也存在纂修年代记的活动，《富尔达年代记》的部分年度词条可能就是由美因茨大主教区纂修的。《富尔达年代记》是东法兰克王国内容最为翔实的一部年代记，其中838年至863年的年度词条是由富尔达修道院的修士鲁道夫（Rudolf）纂修的，鲁道夫辞世后，美因茨大主教利乌特伯特的一位下属继续纂修，其中882年至887年的年度词条曾被利乌特伯特大主教审查过。1上述某些年代记（如辛克马尔纂修的年度词条、利乌特伯特审查的年度词条）尽管是在远离宫廷的大主教区纂修的，但它们皆以加洛林君王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纂修者、审查者身为王国重臣，与国王和宫廷有着较为紧密的政治接触的缘故。例如,辛克马尔出生于法兰克贵胄之家，一门数侯。作为兰斯大主教，他位列西法兰克王国的重臣行列，是秃头查理所倚重的主要顾问和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故而辛克马尔纂修的年度词条大多从高端的视角出发审视上层的政治活动。与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一样，大主教区纂修年代记的活动也没有形成严密规整的制度，修史人员的配备也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譬如兰斯大主教区就没有设置专司史职的机构和官职，弗尔考、辛克马尔均是兰斯大主教区的首脑，弗洛达尔德只是兰斯大主教区一位负责管理档案的教士，他纂修年代记是兰斯大主教赫尔维乌斯授意的。

除了年代记，历代主教（住持）传也是加洛林时代修道院和主教区时常采取的历史修纂形式。历代主教（住持）传是模仿罗马历代教皇传而形成的一种史学体裁。公元640年至870年罗马教廷某一部门的教士连续不断地为同时代的教皇立传，这些教皇传记或者是在教皇在任期间纂修的，或者是在教皇亡故不久之后纂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叙述历代教皇生平的史学体裁——历代教皇传。公元8世纪晚期伦巴德人执事保罗将历代教皇传这种体裁形式传入了法兰克王国，他以历代教皇传为模本，纂修了《梅斯历代主教传》。从修史机制上看，《梅斯历代主教传》只是一部以讴歌加洛林家族先祖圣·阿尔努夫（他曾担任梅斯主教）为主旨的私家撰著，并非梅斯主教区纂修的史书，不过执事保罗的写作手法却对某些修道院和主教区产生了启示。在加洛林时代，某些修道院和主教区模仿执事保罗的写作方法纂修本修道院或本主教区的历代住持传或历代主教传。如诺曼底地区遵守本尼迪克派教规的万德里耶修道院纂修了《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也是一部佚名纂修的史书，可能是由多人合力完成的。在内容上，《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分为4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是在公元830年之前纂修的，第三部分是在公元845年前后纂修的，第四部分是在公元850年至867年纂修的。2这种时断时续的纂修现象表明万德里耶修道院纂修历代住持传的活动也没有形成严密规整的制度，因而纂修活动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

综上所述，尽管加洛林时代绝大多数的修史者出身教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修撰事业被教会垄断，因为许多修史活动并不是由教会主持的。在教会之外，加洛林王/皇室是修史活动的又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在加洛林王朝的鼎盛时期，宫廷中的王室祈祷堂纂修一种官方色彩的年代记，后来尽管这种官修年代记的活动由于加洛林帝国的衰落瓦解而终止，但加洛林王/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兴趣始终不减，他们通过供养文人、授意他人修史的方式奖掖、扶植修史活动，而一些修史者也热衷于向王/皇室上呈自己的史作，因而加洛林时代的私家史著带有浓厚的王/皇家背景。从修史机制上看，加洛林时代的史学修撰事业呈现出一种官方修撰、私家修撰、修道院和主教区修撰的多元化状态。不过，加洛林时代有组织的修史活动——无论是宫廷中的修史活动，还是修道院和主教区的修史活动，均未形成严密规整的制度，亦未设置专职的史馆和史官，修史活动多由执掌繁杂的教士、修士兼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早期国家制度和教会组织的有欠完备。

[作者朱君杙（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7月2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探微”（11SSXT116）的阶段性成果。

1夏祖恩：《外国史学史纲要》，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2 乔治忠:《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1胡逢祥：《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2编年史（chronicles）指中世纪一种时空范围较大，所记内容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有连续性的作品，而年代记（annals）的对象一般限于某国，由一些并非有必然联系的事件的简单记载所组成。

3 宫廷教堂住持（the chaplain）是王室祈祷堂（royal chapel）的首脑。中古早期的国家机构简陋粗疏，国王的家庭服务机构同时也是执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国家机构，王室祈祷堂即是典型的一例，它既为王室提供宗教服务，也承担王国的行政公文事务。

4 Bernhard Walter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 p. 5.

1 年代记，英文annals为复数，是一种史学体裁。年度词条，英文annal为单数，是年代记中有关某一年历史的注释。

2《圣伯丁年代记》所辑录的年度词条，其性质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公元843年之前的年度词条是官修性质的，而公元843年之后的年度词条是个人和教会纂修的。

3《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公元794年之前的年度词条是王室祈祷堂根据修道院年代记改编的，并非对于同时代历史的记载。

4 Rosamond McKitterick,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8.

5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p. 85.

6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p. 85.

1 Bernhard Walter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1.

2 Matthew Innes &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02-203.

3 Matthew Innes &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p.213-214.

4 Simon Maclea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Late Carolingian and Ottonian Europe: 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and Adalbert of Magdebur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6.

5 Janet L. Nelson, “History-writing at the courts of Louis the Pious and Charles the Bald,” in Janet L. Nelson, ed., Rulers and Ruling Famili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438.

1 参见Matthew Innes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p.200-201。

2 Steven Fanning & Bernard S. Bachrach, The Annals of Flodoard of Reims, 916-966,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viii.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utbert,_Archbishop_of_Mainz.

2 P. Grierson, ‘Abbot Fulco and the date of the “Gesta abbatum Fontanellensiu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55 (1940), p.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