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发布时间: 2022-08-26 13:10:03 浏览：次

[摘要]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崔与之　菊坡学派　岭南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119－06

崔与之(1158－1239年)，字正子，号菊坡，卒谥清献，广东增城人。他既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在文学、思想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创建了菊坡学派，成为岭南地区主持风会的一代名臣。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以上几方面内容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拟根据崔与之对史学的认识，以及在淮东、四川居官和岭南赋闲三个时期培养史学人才的事迹，着重考察菊坡学派对南宋岭南史学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一

崔与之治学虽以诗赋闻名，但对经史之学同样具有良好的素养。他自幼刻苦读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崔与之出生不久，遭丧父之痛，无依无靠，只得随母亲投靠外家。他后来记载说：“与之幼孤而贫，居于外邑。”稍长即受萝岗人钟遂和发蒙，俾与其子钟启初同学。钟遂和字克应，仕宦不显，官至宣议郎，被崔与之尊称为克应公、宣议公。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崔与之曾致书钟启初说：“念惟世伯，昔曾卵翼与之，训诲与之，恩同父子。”钟启初字圣德，号玉岩，排行第四，被崔与之一生尊称为四兄。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崔与之在给他作的墓志里说：“予少时，叨承宣议公提携训诲，俾与四兄同学同游，皆在萝岗也。”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对崔与之的人生至关重要，不仅得到了知识的积累，而且培养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后来在治学和为官方面都形成勤勉务实的作风。

尽管少年崔与之在岭南发奋学习，然而宋代的岭南地区文化发展仍然相当落后，读书人前途渺茫，缺少进身机遇。崔与之遂毅然告别家乡，于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赴南宋都城临安求学。后来弟子李昴英见其在太学时的书稿，曾作跋语说：“吾州去在所四千里，水浮陆驰，大约七十程。士以补试，虽登名。犹未脱韦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犹劳且费之惮而尼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奋然间关独往，一试预选，随取高第。平生勋业名节，实贤关基之。长短句有‘人世易老’之叹，必期三年成名而归。书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他在临安埋头读书，心无旁骛，“既中选，朝夕肄业，足迹未尝至廛市”。绍熙四年(1193年)，崔与之中进士乙科，成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位由太学及第的人，极大地刺激了家乡学子的求学热情。诚如元人王义山所云：“五羊之广，则为象犀珠玉之广，诗书礼乐之风未敦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菊坡由上庠取科第，广之士自是而相励以学。”临安求学的经历，使崔与之接触到许多硕学之儒，积累了丰厚的经史知识和学识素养。明人刘履赞誉“其未仕也，以经史文章，纲常制度，善恶得失明其学”，就是对崔与之的恰当评价。因此，他对于史学具有一定的自觉认识，已经具备人仕之后担任史官的条件。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崔与之为秘书少监。次年正月，以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十二月，又升任秘书监，仍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盲。南宋秘书省被称为“著庭”，负有撰修史书之责，故秘书监、少监均为史官。例如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诏秘书省国史日历所“凡日历事，长贰通与修纂”，于是秘书监和少监成为撰修日历的史官。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朝廷诏“圣政文字，秘书监、少同预编类”。自此秘书省的长贰秘书监、秘书少监，成为编撰圣政记的史官。崔与之对于秘书监、少监的职责是明确的，他在奏疏中说：“朝散郎、新除秘书少监崔某状。……顾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硕学，篷武其间者能几人?椎然不文，躐有此幸，非特一身之宠，抑为五岭之光。……擢贰道山，辞至三而未获。赘员史局，俾共二以奚堪。”南宋一代任秘书监和少监的官员，皆为饱学之士，极一时之妙选。如果没有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素养，无法叨居此任。崔与之能够在一年时间之内由少监升任正监，充分表明在经史方面具备优势，不但能够胜任，而且可以服众。正如他在奏疏里所说：“窃惟汉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州极一时之妙选，当世以为盛事，后人又为美谈。逮我国朝，尤重兹选，自非邃学异才，清修雅望，岂容滥厕其间!是以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实为他时峻用之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以崔与之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他上奏说：“续奉圣旨，崔与之升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况史才自古为难，虽宿学有词莫措。兹圣经方袭六以为七，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复以思，凌兢而惧。”从崔与之关于《汉书》的讲解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史官的职责认识非常明确。他“为讲官时，说《汉书》二节，是前人无此发明。一云：汉文帝君臣不学。即位初元，首以狱刑钱谷问周勃，勃谢不知。问平，平举大体以对。惜乎，文帝不学，不能举周事以诘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国用，以八法而平邦国，非留意狱刑钱谷乎?以此诘平，知其无以借口矣。二云：周亚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亚夫强项气习。细柳之屯，去中都不远，闭营门以拒天子，谓之警不虞则可，而尊君之礼则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论为臣则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亚夫不学，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闻”。表面上是批评汉文帝君臣行事不当，实际上是借古喻今，希望宋宁宗留心政事，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种以史经世的思想，在他给秘书省著作郎危稹写的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平生忧国心，一语三叹息。著庭史笔健，寒芒照东壁。……时事棼如丝，宵衣尚顾北。袖藏医国方，何以寿其脉。”这既是对同僚史官的期望，又是对自己任史官的要求，认识非常深刻。

二

崔与之蕴藉深厚的经史之学，为官以后树立了卓越的政声。宋宁宗赞誉他“擅南海清淑之气，续先儒正大之传”，给予高度评价。故吏洪咨夔更明确地指出：“公以正大学问，发为政事，所至声迹彰灼。”在岭南历史上，宋代以前能够和崔与之比肩者，只有唐代的韶州曲江人张九龄。明人评价崔与之说：“貌古而真，心古而纯。秉国钧轴，为世伟人。岭南间气，无间中夏。斯与曲江，齐名并驾。”宋代以后能够和崔与之齐名者，也只有明代世称白沙先生的陈献章。清代崔棪比较说：“白沙以讲学著，不以宦迹显。公则以宦迹显，不以讲学著。然其宦迹，悉本实学而成。”可以说是对两人非常精到的评价。崔与之引古论今，特别强调培养人才对于治乱兴衰的作用：“国论参稽定，人材护养成。古来同此恨，老去向谁倾。”外任差遣年满赴阙，上朝面奏说：“臣自外来，但知外患未息之为可忧。致身内地，始知内治未立之为可虑。盖内外之情不通，最为今日大患。人才之进退，言路之通塞，国势之安危系焉。用人必亲其人，听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细，必有良规而后可以独运；事之利害，必有真见而后可以独断。愿于用人听言之际，一

付公论，诏大臣首清中书之务，力为外御之图。廷接诸贤，参稽众论，凡大施设大经画，合谋而参订之，以求至当之归。”晚年屡辞朝廷征召，不赴宰相之任。宋理宗知不可强求，乃下御札俾其言事。崔与之又上疏说：“国家圣圣相承，惟用人听言为立国之本。自任则用人不广，自是则听言不专。而用人听言之本，又皆归之清心寡欲。”因此，他每到一处都以延揽人才为急，以致时人赞誉说：“崔丞相所至，幕府极天下选。”在崔与之网络的人才之中，有各种才艺智谋之士，这里仅以培养的史学人才为例，说明他对南宋后期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淮东幕府人才。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崔与之以金部员外郎、直宝谟阁“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他曾经道及这段为官经历说：“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阃东淮。正当金虏弃巢南奔之时，人不愿往，以君命不敢辞，首尾五年而不得代。”这5年崔与之在淮东守边御敌，政绩颇多。他所赏识的人才之中，最有名的当推刘克庄和洪咨夔。

刘克庄字潜夫。福建莆田人。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召对，赐同进士出身。淳裙十年(1250年)，除秘书监。他深感崔与之知遇之恩，撰文说：“昔掾仪真，公为扬帅。白事玉帐，一见赏异。每云近岁，人物稀疏。吾得二士，子华潜夫。”刘克庄25年后游涧蒲，又回忆说：“余顷为仪真郡督邮，白事维扬。崔公锐欲罗致，属先受制置使李公之辟，崔公始聘洪公舜俞入幕。”虽然刘克庄先被江淮制置使李珏聘为幕僚，未应帅府之召，但他始终感激崔与之对他的奖掖和提携。

洪咨夔字舜俞，号平斋，临安府于潜入。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傅行简榜进士出身，治诗赋。嘉定十七年(1224年)，除秘书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以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据史书记载：“崔与之帅淮东，辟置幕府，边事纤悉为尽力。”可见洪咨夔深得崔与之倚重，相知甚厚。后来崔与之以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仍举荐洪咨夔为从官。史载：“与之帅成都，请于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洪咨夔在给崔与之的信中说：“捧砚从游，久缀门人之列：分弓庀役，就充幕吏之员。天巧其逢，人荣所托。窃以小范之帅环庆，举张方平；大苏之牧中山，进李端叔。两公辟士之盛事，百世知人之美谈。不图晚生，亲见前辈。”抚启”他做崔与之幕僚的时间很长，自谓“不图一日之逢，遂有终身之托，拔从食客，列在属僚”。元代牟(山献)盛赞两人交游之好，指出：“宋嘉定中，清献崔公以次对帅蜀，其后遂制置西事。宾客从者文忠洪公，实颛笺翰。崔公清规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参会一时，蜀人纪之，以为殆过石湖、放翁也。……宾主相为终始盖如此!”可见崔与之在淮东培养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四川幕府人才。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四月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三月，崔与之先后任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他在四川为官的5年之中，培养和举荐的人才比淮东更多。宋人曹彦约说：“曩时崔正子尚书入蜀，下询西事。……崔尚书相信最笃，问蜀中知名士，不免随所见闻录报，往往皆被荐拔，多经召用。”另据崔氏家集记载：“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务荐贤以报国。在蜀擢拔尤多，若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陈韦华、刘克庄、李鼎、程公许、黎伯登、李性传、王辰应、王溟、魏文翁、高稼、丁焴、家抑、张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隆、郭正孙、苏植、黄申、高泰叔、李鐊，各以道德、文学、功名，表表于世。”上述人才之中，尤以培养史学人才成就卓著。

游似字景仁，号克斋，顺庆府南充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蒋重珍榜进士出身，治《春秋》。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除秘书丞。端平三年(1236年)，以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嘉熙四年(1240年)，以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淳祐五年(1245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宋代的实录院、国史院、编修国朝会要所等修史机构的提举官，例为宰执加官，然而宋代的提举官负有实际修史责任，定期赴秘书省道山堂与史官讨论体例，解决问题，决不是仅仅挂名领取俸禄而已。

魏了翁字华甫，邛州蒲江人。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曾从龙榜进士及第，治诗赋。开禧元年(1205年)，除秘书省正字。次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嘉定十五年(1222年)，以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太常少卿等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嘉定十七年(1224年)，除秘书监、起居舍人，仍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权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吴泳字叔永，潼川府中江人。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郑自诚榜同进士出身，治诗赋。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除秘书郎。五年，除秘书丞。六年，除秘书省著作郎。端平二年(1235年)，任秘书少监。他与崔与之关系非常密切，多有书信往来。崔与之到四川为官后，其务实作风深受吴泳敬佩，于是通书自荐说：“某生长东蜀，少时孤露。……学校小儒有如某等，亦岂敢徒事文墨，而不以实应先生哉?”吴泳非常感激崔与之的举荐，致书说：“涉海求安期生之药，渺若津迷：荐人得崔大雅之书，翕然价重。虽攻玉自它山之石，而转钧繇大化之工。一手挈提，百思感激。”同时，他也为得到崔与之提携的广大四川学子感到庆幸，致书崔与之说：“尚书负海内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则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荐进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记于中书者，有留于连帅之幕府者。川泳云飞，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谬庸亡奇，亦以尚书旧辟，厕抚机之列，置之机幄。前修所谓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真不虚言也。”这并非客套应酬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程公许字季兴，四川眉州人，寄居叙州。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赵建大榜进士出身，治诗赋。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以太常博士除秘书丞。三年，以添差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未赴任，除著作佐郎。同年，升任著作郎。淳祐元年(1241年)，以将作少监除秘书少监。他亦曾应崔与之幕府之聘，说：“某幸甚，辱公深知，于入蜀问士之初，十乘启行，命执铅椠，从宾客后，侍言笑于碧油之幕，凡六阅月。……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门人程某拜手谨序。”后因政绩卓著，“制置使崔与之大加器赏，改秩知崇宁县”。程公许对崔与之自称门生，可见服膺有加。

度正字周卿，合州石照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余复榜同进士出身。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以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李心传字微之，四川隆州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以布衣召对便殿。次年，特补从政郎，差充秘阁校理。绍定二年(1229年)，特与改合人官。两年以后，特赐同进士出身。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遇，正是出于崔与之的举荐。“隆州进士李心传，累举不第，以文行闻于国，诸经皆有论著；尤精史学，尝著《高宗系年录》，号详洽，国史院取其书备检讨；又纂集隆兴、乾道、淳熙典章，及著《泰定录》等书。以白衣召入史馆，亦公特荐。”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李心传以将作监丞

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除秘书郎。端平元年(1234年)，除著作佐郎。嘉熙“二年三月，以秘书少监兼史馆修撰、专一修纂《四朝国史实录》兼；十月为监，仍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他是经崔与之引荐的蜀人中史学成就最卓著的史家，对南宋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广州学府人才。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三月，崔与之被召为权礼部尚书。他辞官不就，便道径回广州。此后，屡辞朝廷授予的各种官职，闭门著述讲学。“时南人未有学舍，公捐地建之，诱掖后进，学者称为菊坡先生。”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朝廷将增城凤凰山赐给崔与之。他将这座园林改建为菊坡书院，笃学养贤，培养人才，形成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派。崔与之在广州培养的人才，大多具有史学造诣，为岭南史学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增添了色彩。

李昴英字俊明，广州番禺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王会龙榜进士及第，治《春秋》。端平三年(123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嘉熙元年(1237年)，除秘书郎。次年，除著作郎。嘉熙三年(1239年)，兼史馆校勘。他追随崔与之的时间最久，对弘扬崔学贡献最多。李昴英谈到自己以及另一位崔门弟子杨汪中和崔与之的交往说：“菊坡先生老于乡，余与杨侯日撰杖屦，起居言动，必见必闻。”而崔与之对李昴英也是期许远大，激励劝戒说：“伏惟天材甚颖，月评所推。文章有经世之宏模，道义得尊王之大体。再鼓而气益壮，一呼而人皆惊。因思士以得时而为难，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气，蕴蓄几百年，锺此间出之奇。况年不可及，自守甚坚，即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远到岂易量耶?”他果然不负乃师的厚望，在学术上的成就超过崔与之，发扬光大了菊坡学派。

温若春字仲暄，广州南海人。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特奏榜首，同进士出身，治诗赋。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除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次年，除秘书郎。他同样深受崔与之赏识，得到举荐为官。“公奏对间，一日，上问：‘乡里有何人才?’公荐吴纯臣有监司之才，遂除广西宪；温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秘书郎；后皆称职。”

此外。在崔与之的弟子中，吴纯臣有干济之才，仕宦能够急流勇退，有“清通仁厚”之称：杨汪中遇事果敢，勇于任责，广州兵变时，“公遂召秘著李公昴英、节推杨公汪中，缒城谕贼，晓以逆顺，许之自新，贼始引去”。明人黄佐赞誉说：“桑梓英俊，若李昴英、杨汪中、吴纯臣、温若春出自门下，因公奖拔，皆至显宦，体国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贤矣。”崔与之内举不避嫌，敢于举荐门生为官，对菊坡学派的发展壮大和岭南学术的繁荣昌盛意义非常重大。

三

崔与之任史官期间是否参与撰修过官修史书，因材料缺乏不得而知。岭南菊坡学派之中的其他学者，也没有人撰写出专门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崔与之的著作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文献散佚，今天已经无法复原其学术体系的全貌。但是，如果把他现存零星的史学思想及其大力引荐史学人才的功绩置于南宋后期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中考察，仍然可以看出对岭南史学作出的贡献。

宋代史学和前代史学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史学思想领域的变化。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造成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发展趋势。尤其是南宋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对经史关系、史学性质、史书编撰原则、历史评价方法各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界定和规范，标志着义理史学的形成。在南宋时期，不仅义理学派史家治史驰骋议论，而且浙东学派的史家陈亮撰写《三国纪年》、叶适撰写《唐史评》，川蜀学派的史家唐庚撰写《三国杂事》、李焘撰写《六朝通鉴博议》，无不受到义理史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义理学派影响到整个宋代史学的面貌，尤其是南宋后期，义理史学更加泛滥，对南宋后期史学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相比之下，崔与之及其学派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较少，甚至公开揭出“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宗旨，具有明确批判理学的意识。他治学从不高谈天理性命，从政则注重经世致用。其历史功绩，在宋元时期已有定论。元代学者李习评价说：“今我皇元，修撰《宋史》，若清献崔公者，必在佳传，其大节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咕嗫也。”崔与之培养荐举的门人弟子以及幕僚宾客。大多以直道气节闻名。例如李心传、魏了翁在南宋后期屡屡出现权臣当道，史官因循避祸的局面下，仍然不畏权势，修史坚持秉笔直书。洪咨夔虽然从淮东到四川始终跟随崔与之，却能做到和而不同，直言规谏崔与之不应独任门生故吏，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李昴英具济事之才，直声名满天下，明代黄佐称赞说：“孔子称叔向日古之遗直，于子产日古之遗爱也。李昴英信兼有之。观其攻击贾、史辈，揭纲常于宇宙间，而奸谀为之寒胆；惠先乡间，宁褫职而不顾；粒饥民，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义茹，其何以有是!”他们的学术和事功建立在致用务实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与理学文化明显不同的特征。

崔与之及其学派所倡导的学风，在客观上抵制了南宋后期理学的蔓延趋势，使之未能在岭南地区广泛传播。正如张其凡先生所言：“综览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均不足以与崔与之、李昴英相颉颃。无论影响、地位、名声，他们均难以企及崔、李二人。……因此，可以大胆讲一句：南宋后期至元代初期，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是‘菊坡学派’，这也是当时岭南唯一可与内地抗衡的学派。”这个结论非常中肯，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岭南史学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崔与之和菊坡学派的存在，对于宋代义理史学起到抗衡的作用，其功不可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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