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之际,小说经典走上学术舞台,小说研究成为新文化的重要一翼,在这一小说经典化和学术化的流程中,《水浒传》都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发生着突出的作用,可以说它正是其中一个醒目的标志｡考察《水浒传》的经典化和学术化实际,对于认识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以及小说经典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揭示《水浒传》丰富而独特的学术文化,都不无启迪和裨益｡
关键词:施耐庵《水浒传》金批小说经典化学术化胡适《<水浒传>考证》
从文学传统来说,小说由上古神话､传说发轫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构成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五四”之际,以明代“四大奇书”和《红楼梦》等为代表的长篇章回小说又以文学经典的姿态昂首登上学术舞台,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得到全新的阐释,高度的艺术成就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评定,小说研究则以 秪 然勃兴之势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生气､最有成就的一翼,甚至被誉为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① ｡在这一小说经典化和学术化的两个流向中,《水浒传》都处在一个特殊和重要的位置,发生着突出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它正是其中一个醒目的标志｡考察《水浒传》的经典化和学术化实际,对于认识中国小说发展规律,以及小说经典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揭示《水浒传》丰富而独特的学术文化,都不无启迪和裨益｡
一
小说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大约在晚清时全面形成并受到普遍的关注,也是其时“小说界革命”的主要内容和一大成果,但究其源头当在明清之际的《水浒传》评点｡
《水浒传》是最早的说部巨著之一,其成书年代今见各种刊本所署不一,且多在明万历前后,但经鲁迅考定其作者罗贯中(?)“盖元明间人”,施耐庵则“恐怕倒是后来(将简本)演为繁本者的托名”② ,故知其问世时间可前推至元末明初;而关于它与另一部早期长篇说部《三国演义》孰先孰后的问题,鉴于施耐庵与罗贯中的特殊关系,仅据现有资料实难质言｡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自《水浒传》问世,经过约二个世纪的演化､传布,至明隆万间其声誉已超越《三国》③ ,开始出现经典化的迹象,许多文人(包括作家､思想家和学者)基于各自的价值发现和认识作出高度评价,“奉为蓍葵,奇而爱之”④ ,甚而将《水浒传》比拟为《史记》､《庄子》､《左传》和《春秋》者也不乏其人｡李开先《词谑》称赞说“《水浒传》委屈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李贽则将《水浒传》比为经传,“殆有《春秋》之遗意”⑤ ,与《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集》､《李献吉集》并举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分别作为汉､唐､宋､元､明五代文学的代表｡⑥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向以诗文为正宗,视小说为“稗官野史”､“小家珍说”,甚或是“刍荛狂夫之议”,但他们竟将《水浒传》与诗文同列,甚至超越其上,如有人公开宣称《水浒传》为文学圣经,“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圣于文者乎!其神于文者乎!”⑦ 一部《水浒传》导致了小说观念发生如此根本性的转变,其影响之大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评价形成了明清之际一波由李贽､叶昼､三袁､陈继儒､冯梦龙､金圣叹等人竭力提倡小说､推崇小说(经典化)而激起的文学浪潮,其中李贽和金圣叹是《水浒传》评点的双璧,他们对《水浒传》“逐一批点”(即许自昌所谓“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全面揭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并将《水浒传》的价值定位推向极至,对其经典化的推动最为显著｡因为经李批､金批以后,《水浒传》声誉独盛,并且直接影响到近代(现代)学界对中国小说经典的排名｡⑧
比较而言,李评《水浒》,无论是“容与堂本”还是“袁无涯本”⑨ ,主要集中在揭示思想一翼,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借题发挥,旨在阐发李贽反抗封建理性､崇尚“童心”率真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而金批《水浒》则深入文本,思想和艺术两翼齐飞,既有对情节本事､主题立意等宏观命题的揭示,又有对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叙事策略等具体创作问题的分析,既有基于批评理性上的鉴别,也有出于个人感情上的认同,所论或高屋建瓴,或剀切详实,视野宏阔,极富精见｡在小说观念上,他接过李贽的话头而又有发挥,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不仅与《离骚》､《史记》､《庄子》､《杜诗》等文学名著并列(这与李贽“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仿佛),而且强调其非才子不作､非才子莫读的“文人化”“经典性”(有别于通俗小说固有之“民间化”“草根性”)特征｡在艺术性品评方面,他首次将“水浒”人物分为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上人物､中下人物､下下人物五等,构建“水浒”群英谱,创立中国式的性格(典型)学说;他还将《水浒传》铺排情节､刻画人物的叙事策略进行总结､归并,分别以“草蛇灰线法”､“正犯法”､“獭尾法”等形象､生动的称谓进行推广,从而对中国传统的叙事理论作了初步揭示;在批评方法上,金圣叹创造性地融评､点､改于一体,含英咀华､补苴罅漏,去芜存菁(对其删改特别是“腰斩”的是非功过另当别论),全面､完整､公正地总结了《水浒传》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总之,金圣叹的评点内容丰富､深刻,且体大思精,不仅是《水浒传》评点的翘楚,在整个中国小说评点和明清小说美学中也当为典范之作,在推动《水浒传》经典化过程尤为功勋卓著｡下列论述可见出《水浒传》经典化的理论意图: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耐庵之才,其又岂可以斗石计之乎哉!(金批《水浒》第二十五回回评,所引文字略有删节)
平心而论,将上述文字称之为《水浒传》经典化的宣言书也不为过｡从实际效果来说,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影响巨大,《水浒传》文本质量也由此取得大幅提高,并为后来李渔将其列入明代“四大奇书”奠定了基础｡对此其时即有人评说,刘廷玑盛赞金批《水浒》“深得剪裁之妙”,“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10 王东淑《柳南随笔》云:“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梁章钜也说:“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11 近代以降,人们对金批推动《水浒传》经典化的意义有了更清晰､更深入的认识,如20世纪之初佚名评论说:
金圣叹者,耐庵不死之灵魂也｡有施耐庵不可无金圣叹｡彼费无量之精神心血,以成《水浒》一书;越三百余年而有金圣叹者,取而批评之､表彰之｡后之读者,几知有金圣叹者多,而知施耐庵者少｡则金圣叹著矣,而施耐庵幸矣｡12
由此可见,《水浒传》之为说部经典,是与金圣叹的集中修订,金批《水浒》成为流传之定本分不开的｡同样,《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之成为小说经典也是与毛宗岗､汪澹漪､张竹坡､脂砚斋的修订､评改而成定本流传分不开的｡这些一流评点家的卓越批评实际上成了小说经典生成的必由之路,而这些优秀评点本的出现也无可置疑成为小说经典的标签｡13 在《水浒传》经典化过程中,如果说由李贽导夫先路,那么金批《水浒》就是其全面确立经典地位的标志;至于晚清“小说界革命”倡导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实现由通俗化到雅化的转型,从理论渊源上看是李贽､金圣叹推崇小说的继续,以《水浒传》经典化过程而言,则是进入到一个确认和普及的阶段了｡
二
随着小说经典化的确认和普及,古典小说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开始凸现出来｡从晚清章太炎､俞樾､罗振玉､刘师培等经学大师热衷于创作､研究小说,到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都明显带有学术化的倾向和因子,特别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作为第一篇现代“红学”论文,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学术范式”的意义,但究其影响所及有限｡14 对小说经典的全面和大规模研究,也即古典小说整体性登上学术舞台,其学术化的最终形成却无疑在稍后的“五四”之际｡鲁迅､胡适是现代小说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胡适自20年代初开始遍考《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小说经典,后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年)一书,自成宏大体系,时人誉其为“善于给小说作考证的胡适之先生”15 ;鲁迅于20年代前后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轮番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在《古小说钩沉》等小说史料学著作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16 鲁迅和胡适两位新文学大师可谓早着先鞭,草莱开辟,在他们的倡导和示范下,一大批“五四”健将和学界宿儒加盟参与: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周作人､俞平伯､郑振铎､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陈寅恪､董作宾､顾颉刚､郭绍虞､冒广生､徐嘉瑞､赵景深､汪原放､胡怀琛､陈子展､谢无量､孙楷第……具有全新的现代性学术品质､学术形态､学术规范的小说研究以奔腾澎湃之势开展起来,并旋即形成了“五四”新学术的一大主潮｡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考证古典小说恰恰择取《水浒传》文本为开端｡这不是偶然的｡1920年8月,胡适率先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新式标点本作序,为今见之长文《<水浒传>考证》｡其中说: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家们”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考察《考证》全文,再结合胡适其他关于小说考证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1)他选择《水浒传》作为其十余部小说名著系列考证的开端,最直接的原因是满足自己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证癖”,即是说《水浒传》最具有“考证”的历史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的联系最为密切,这显示了一种明确的学术化指向｡(2)《三国》､《西游》､《镜花缘》这些小说也有一定的历史内容,这与《水浒传》是一样的,但比较而言,在胡适所作的艺术评价上,它们都不及《水浒传》隆盛(《红楼梦》除外),对一些作品如《三国演义》甚至有贬低之词,直斥之为“平凡之作”17 ,更不要说超过《左传》､《史记》一类的话;而《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完全当得起像阎若璩､王念孙这样古代顶级学术大师的关注､研究｡(3)他宣称他从事的小说研究是一项“大事业”,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胡适自称为“发疯”(在胡适的学术和创作中常有这种现象发生),或应景之需(接受出版界的要求),现在的学者值得做,“将来的学者”值得继续做,过去的学者值得做而没有做,而自己立志“努一努力”,是为“将来的学者”开辟道路,让他们做得更好｡这说明胡适实际上对现代小说研究的前景有所期待､有所展望,而后来之学术发展的实际完全证实了这种期待｡(4)胡适以阎若璩､王念孙自喻,说明他将采取乾嘉朴学考据､训诂等传统的治学方法,文史结合,文史互证,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旗手,最早接受西方新学的观念和方法论,但作为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的传人,信奉科学理性精神和实验(实证)方法,这使他有可能将西方新学与中国传统的治学(考据学)方法结合起来,而不是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将两者截然分割开来,甚至全盘西化,以西学替代一切,胡适曾明确表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都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又说:“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18
所以,胡适的《水浒传》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考据”,其重点集中于以下方面:《水浒传》的演化史,特别是它对南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无名氏)､元杂剧等“水浒”作品(故事)的吸纳和改造;考稽《水浒传》的相关史实;考证､勾勒《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包括评改者金圣叹)的生平事迹;鉴别､介绍《水浒传》版本,并予以初步胪列;当然也还有对作品思想与艺术,特别是金批的分析和评介｡这些方面的论述详略不一,深浅殊异,有的结论从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全正确,甚或完全错误19 ,但其以实证求真知(在后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是以一贯之的｡他自称为历史演进法——“历史进化的观念”｡他印证说:
《水浒传》上下七八百年的历史便是这个观念的具体的例证｡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懂得元明之际的文学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那样幼稚｡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遁等事｡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遍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
《<水浒传>考证》是最早的一篇现代《水浒传》研究论文(其羽翼者还有陈独秀《水浒新叙》､汪原放《水浒传校读后记》),社会反响十分巨大,同时给“五四”之际的新学术提供了典范｡鲁迅首先予以高度评价,他在1924年1月5日､6月6日两次致函胡适,称:“序文(指有关《水浒传》的两篇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并戏谑说:“有《水浒》､《红楼》等新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20 顾颉刚在史学研究中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新史观(也是方法论),却明显受其师胡适的影响,他公开承认说:“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变化的,岂不是最有趣味的工作?……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小说)的方法｡”21 与之相关,顾氏在文学研究上的借鉴则有他对千古流传之孟姜女传说(故事､小说)的考察｡22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主将,顾颉刚也是其时新史学的健将,他们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胡适《水浒传》研究这一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的重大价值和影响｡
胡适的《水浒传》研究集中在20年代,但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最后的文章大约是写于尾署“1947年10月2日夜半后”的《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前后所作文字累计近十万言,从中可见出他对《水浒》学术兴趣的浓烈和持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水浒传>考证》的初始结论有所调整､修正和充实,但在整体上显示着一以贯之和层层推进的特征,特别是始终坚持着历史演进的观点和考据､实证的治学方法｡1928年,针对有人“小说考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的责难,胡适回应说: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 孑 民一班人的谬说(指索隐派红学——引者注)｡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经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23
从上述论述可知,无论是研究意图,还是治学方法,胡适都是将《水浒传》研究当作严谨的学术课题来对待的,正是他只手将《水浒传》引入现代学术舞台｡鲁迅自然也是现代《水浒》研究的拓荒者､奠基者,但除了《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小说史著所作的一般性史论(也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展开独立､完整的《水浒传》专题研究｡所以,其时或稍后的学者都基本遵循着胡适的研究路数,或赓续着《<水浒传>考证》提出的诸般论题｡以20年代为界,其重要论文有张真如《<水浒传>方言疏证》(《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李玄伯《水浒故事的演化》(《猛进》1925年第28､29期)､文华《<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猛进》1925年第33､34期)､张恨水《施耐庵何为作<水浒传>》(《益世报》1926年12月2日)､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小说月报》1928年19卷4期)､陈独秀《水浒新叙》(1928年上海亚东版《水浒》重排本)､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年7月)､观云《<水浒>及其作者》(《一般》1929年第7卷第4期)等,而赵孝孟《<水浒传>版本录》､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胡怀琛《<水浒>订误及其作者的推测》､余嘉锡《<水浒传>宋江平方腊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谢兴尧《梁山泊的沿革与形势》等现代《水浒传》研究史上的“名家名篇”也将在稍后的时间里集中登场,从而形成20世纪前半叶一场由《水浒传》引起的波澜壮阔的学术(小说研究)高潮｡
三
小说经典走向学术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中最伟大的变革和事件之一｡择其大端表现于如下方面｡
首先,关于现代学术的开端｡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经乾嘉朴学的最后辉煌,于“五四”前后突发质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这与20世纪中国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的主体是经学和史学,不过其时以儒家元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遭到重创(“打倒孔家店”),唯史学一枝独秀,“新史学”崛起,《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经典研究应运勃兴,不仅顺势登上学术舞台,实现自身的学术化,而且后发先至,一举替代经学成为现代学术中与“新史学”携手并进的重要一翼｡由于《红楼梦》研究在20世纪成为“显学”,由胡适､俞平伯以及稍后的周汝昌创立的“新红学”理所当然被推举为现代小说研究的龙头,有人甚至认为由它引发的“质变”正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和“开端”｡24 (至于“新史学”和“新红学”孰先孰后的问题值得鉴别,不过这里姑且不论)
但是,强调“新红学”在现代学术中的重要性不会抹杀《水浒传》研究的特殊贡献,或者说它正恰恰为我们认识《水浒传》与“中国现代学术开端”之关系这一命题提供了必要的参照｡
可以考察一下鲁迅､胡适两位现代小说研究奠基者的学术轨迹｡鲁迅于1920年写成油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凡17篇),后经屡次曾补于1923-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凡28篇),应该说其研究格局在《大略》已经定型,对《三国》､《水浒》､《西游》､《金瓶》和《红楼梦》(分别代表历史演义､神异､人情三大类小说)五大经典巨著的史论工作同时完成,在考证作者､成书､版本,评论价值､地位诸多方面几乎是齐头并进,没有厚此薄彼之嫌,《水浒传》被作为与《三国演义》并举的历史演义的双璧,无论是篇幅还是评价,既不突出,也不寒碜｡总之,在鲁迅的小说研究中,《水浒传》与《红楼梦》等其他小说经典是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的｡胡适的《水浒传》研究则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水浒传>考证》写于1920年,《<三国演义>序》写1922年,《<西游记>考证》写于1923年(其雏形《<西游记>序》写于1921年),《<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最早附于1921年亚东版程乙本《红楼梦》卷首,后收入1930年《胡适文存》第3集)｡所以《<水浒传>考证》不仅是胡适个人研究小说的开端,甚至对于整个现代小说研究也带有“冰泮发蛰,百草权舆”的开创性意义｡比较而言,在构建中国小说史学体系,宏观研究中国文学传统,探索小说发展规律方面,鲁迅居功至伟;而就单部小说的专题研究来说,胡适的考证严密精深,涉及史料丰赡广博,得出的结论剀切可信,对后人也最具示范性,可以说,“五四”以来,在古典小说考评方面,胡适堪为第一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新红学”,也来自洋洋十万言的《水浒传》考证文献｡过去论现代学术言必称“新红学”,只视它为现代学术的开端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水浒传》研究无疑也有草莱开辟之功｡25
其次,《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经典研究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既有秩序和学科格局,直接开启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序幕,而且始终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相交织,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事变甚至由小说研究而引发,或与之发生密切的关联,从而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流变,成为审察､认识中国现代学术进程的一个醒目的坐标｡
以《水浒传》研究而言,自从“五四”之际实现其现代化转型以来,在20世纪至今近百年的学术结构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研究领域日益丰富､拓展,学科形态日趋完整､成熟,从而显现出浓厚的学术蕴涵和持久的发展潜力｡关于施耐庵生平史实辩正､《水浒传》与资本主义萌芽(市民说)､梁山聚义的性质及社会影响､“容本”“袁本”李贽评真伪､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功过､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剿过方腊､繁本与简本两大版本系统的关系､李批金批与小说评点的成熟等一系列重大论题都曾经在学术界展开过讨论,有的还成为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和学术前沿,甚至一个专门性的学科分支——“《水浒》学”也已得到确认｡总之,《水浒传》研究硕果累累,积淀深厚,形势喜人,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还可以言及一个《水浒传》研究的特殊现象,那就是在20世纪曾出现过两次学术异流｡一次是40年代在延安发生的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讨论,另一次是70年代的“评《水浒》运动”｡之所以称其为“学术异流”,是考虑到它们的出现与特殊的社会现状有关,其过程又完全或较多地受意识形态性所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学术理性和学术规律,其研究目的､方式和过程与一般的学术活动相比都呈现着诸多异相,其中的许多结论也不足为训｡不过应该注意,在今天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背景下,我们如果有意识地褪去那一层非正常的时代风尘,尽可能还原其学术本体的原生态,专注于这些“学术异流”中的学术成份,那么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某些特殊价值的｡平剧《逼上梁山》不仅与《水浒传》文本有关,涉及对到作品主题的认识,而且引起了一场影响巨大的京剧革命｡“评《水浒》运动”发生在十年“文革”时期,作为这一特定“动乱时代”26 的学术“化石”,更值得今天鉴别和透视｡只是如何借鉴历史的经验,“在废墟里淘宝”,这已需另文论述了｡
注释:
①刘梦溪在《<红楼梦>与中国百年》一文中说:“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12月号｡刘世德《质变:从“旧红学”到“新红学”》也持这一观点,《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②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③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明确说:《三国演义》“绝浅鄙可嗤”,其与《水浒传》相比,“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又据刘廷玑《在园杂志》:时有“三大奇书”之称,系指《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而没有《三国演义》｡参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④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
⑤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⑥周晖《金陵琐记》,转引于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
⑦盛于斯《休庵影语》｡
⑧这已有多项证据｡如饮冰(梁启超)等《小说丛话》指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矣｡然于两书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天 眀 生《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列施耐庵､王 ? 州､曹雪芹为中国三大最伟大的小说家｡胡适､郑振铎也都认为“四大奇书”论其思想､艺术水准,应以《水浒传》为首｡
⑨对于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水浒传》李贽评点的真伪,目前学界有不同认识,本文采取以下看法:容本､袁本或许均非李贽纯粹之真评本,但又都以李贽的《水浒》评点为基础,继承着李氏的“精神血脉”,故而二本“其实不会因为是否真出自李氏之手而贬其价值”｡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0刘廷玑《在园杂志》｡
11梁章钜《归田琐记》｡
12佚名《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8期(1908)｡
13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在现代学术史上,王氏评《红楼梦》的精神和方法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遂成绝响”——这被后人称作是“红学史上极值得惋惜的事”｡参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文学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5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17胡适《<三国演义>序》｡
18转引于《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在翌年所作的《<水浒传>后考》中,胡适即对《<水浒传>考证》的一些结论作出订正｡
20转引自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2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4年11月23日第69号｡
23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70页｡
24参见刘世德《质变:从“旧红学”到“新红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刘梦溪《<红楼梦>与中国百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12月号｡
25对于将“新红学”作为现代学术的开端这种传统观点,笔者已提出过商榷意见,见拙著《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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