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风险接受度分析方法与影响因素综述

摘要：为全面了解国内外关于核电接受度的研究现状，使用文献综述方法进行了系统分析。系统性地归纳和整理了核电接受度的社会调查情况及研究方法；对影响核电接受度的因素从单因素分析到多因素分析的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就如何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核电接受度作了探讨。最后，对我国核电接受度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关键词：核电；接受度；核电安全；核电风险；核电事故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02

一、问题的提出

核电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现代能源。发展核电对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①。特别是全球性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發展核电成为人类和平使用核能的必经之路[13]。1951年8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爱达荷州一座钠冷块中子增殖实验堆上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能发电实验并获得成功，实现了人类首次利用核能发电。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实验核电站，并投入运行。截止2011年1月底全世界已经运行的核电站有442座，且全世界的核电站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4]。与此同时，我国的核电事业也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新上马了数十座核电站建设项目。核电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而随着核电发展运行过程中核危害特别是核事故的发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并质疑核电的使用。特别是正在全世界大力发展和投入核电站建设的关键时期，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势必影响着后续核电站的建设。公众的可接受度已经成为与核电技术发展成熟度、政府支持度共同影响核电发展的必要因素（如图1），正如Alvin Weinberg在其著作里多次提出的：“费米在核能发展初期就警告我们，公众对核能的认识和接受性，将成为未来核能发展最严重的问题”[5]。接受度问题不是核电建设遇到的特别问题，已有领域包含了公众对新建大型项目（三峡大坝）、转基因食品、法律制裁的接受度、环境政策的接受度（如在一些地区建立垃圾焚烧站）、工业产品的接受度（商业领域）以及国家颁布的各项新政策都有接受度的问题。接受度问题是一个项目或政策顺利实施和后期运行的有效保证，是公众对其的支持和认同。

通常认为，公众接受（Public Acceptance）即公众认同，是满足公众心理需要的过程，并以此作出特定的心理分析，进而制定正确的决策[6]。Wu¨stenhagen R等[7]在对“再生能源改革的社会接受度概念的介绍”中从Sociopolitical acceptance（社会政治接受度）、Community acceptance（组织团体接受度）以及Market acceptance（市场接受度）三个维度对接受度进行了说明，并被IEA Wind在风电接受度方面得到了应用[8]。

本文认为，核电的公众接受度是公众对核电站建设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的一种自我承受程度，反映了人们在核电带来的收益与威胁之间权衡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核技术事故会被降到最低。这无疑为推动核能安全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公众与专家之间对核技术风险之间的感知和认识不同，使得他们在核电风险接受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②。即使经过专家论证和评审、被专家认为安全且可以接受的项目，对于公众而言也可能是存在巨大危险性的。公众势必从自身安全考虑，反对核电的建设。为了更好地发展核电事业，各国陆续开展了公众对核电接受度的研究。

1974年Scott C. Whitney [9]发表了题为“Enhancing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Decision making”（提高公众对核决策的接受度）论文，随之在国际等级期刊SCIENCE上亦有多篇关于核电的社会影响性论文刊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印度、中国等多个国家对核电接受度进行了研究。从已有文献记录来看，我国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最早始于2000年时振刚等发表的《核电的公众接受性研究》一文，并在该文发表三年后时振刚博士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核能的公众接受性研究》。其博士论文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性地对核电接受度的研究论文[1011]。这之后，作者进一步于2002年对核能风险接受性以及日本核能公众接受性变化作了研究，为我国核电接受度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30周年和我国在大规模上马核电项目之际，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和反思核电事故，另一方面是对核电发展中公众的接受度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以期能从过去的研究中得到现实的启示。本文梳理了接受度研究方法、核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情况的分析为增强我国核电接受度提出建议。

二、关于核电接受度研究的分析方法

以往对核电接受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在调查过程中也进行了适当的入户访谈。笔者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内容作出统计，以便进一步认识和分析当前核电接受度的研究情况。通过网络及相关数据库对涉及的核电认知及接受度调查的论文进行了不完全统计，详情见表1。

《国家和应急预案》规定，核电站应急计划区划分为烟羽应急计划区和食入计划区。其半径范围分别以核电厂为中心，半径7km～10km范围为烟羽应急计划区，半径30km～50km为食入计划区。

三、关于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一）单因素分析

通过文献本文将影响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因素总结为两大部分，一是内因，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风险偏好，教育程度（核能认知）以及世界观等方面；二是外因，包括公众距离核电站远近不同在核电接受度上的差异，核电事故的发生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媒体宣传及政府的核电风险沟通对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影响（见图2）。

1.内在因素。

（1）人口统计学差异。我国学者李小娟等人的研究显示，女性对核电的认知态度更偏负向[13]。余宁乐[16，18]以及王一龙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男性对核电的认识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国外学者PassinoEM [33]和Charles J. Brody [34]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支持与反对核电上，女性的反对意愿显著高于男性；Charles J. Brody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认为核电厂安全性较差，并评估核电的问题更严重一些，特别是涉及到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问题上。R. G. Vleeminga[35]研究也表明了在核电站的风险上，女性认为风险的程度高于男性；Choi等人发现男性接受核能的概率比女性要高1.27倍 [36]。可以认为，公众在核电认知的性别差异上，男性的接受度高于女性。值得注意的是，Barke等和Slovic等研究发现了性别差别在风险感知上的一些反例，性别对于核电的接受和感知情况，并不能代表其他风险的性别感知情况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