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按病种付费:超高“盈余”的困惑

体会了其中甘苦的胡牧认为，中国和德国的差距不止五年十年，大环境和思想观念差距巨大。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熊先军同样认为，实施按病种付费，需要几项配套制度的同步改革。

比如，按病种付费的改革启动之后，如何调动医生积极性？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此并不担心。作为北京第一家申请DRG试点的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诸多举措已为按病种付费改革做好了铺垫。

北大人民医院花三年时间完成了该院医生的薪酬改革。过去，由于医生的收入跟科室的收支结余挂钩，一些医疗项目在定价环节上被管制过少、价格相对较高的“好科室”与“坏科室”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了7倍以上。

由于儿科多数项目定价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定，当时的定价未能考量人力成本和折旧成本，很多项目定价低于成本价，属于典型的“坏科室”。彼时，儿科主任一见到王杉就抱怨，儿科“又忙又累又没钱，太不公平”。

针对上述种种弊端，王杉的对策是，外科的奖金主要考核总手术人数，以及主要手术人数；内科主要考核总出院人数与主要疾病出院人数，“改革之后，把诊疗效果纳入了，你给病人看病又好又快，你的收入就高，否则就低”。

当初改革的阻力很大，不过改革之后，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收入普遍提高，所谓的“好科室”与“坏科室”之间的收入差距被降到了3倍多，“现在儿科主任一见我，主要在谈学科发展和扩大规模”。

王杉说，“这样的绩效考核与按病种付费实现了顺利对接，都强调诊疗效果，而不是多开药多检查”。

此外，熊先军认为，与德国不同是，就北京的六家试点医院而言，在108组试点病种中，其在患者支付环节仍然采取的是按项目收费的模式，而后端医保支付环节则是按病种付费，“这一点存在冲突，一项服务不能有两种价格收费方式”。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帆刚从德国考察回来，他认为按病种付费的改革是系统工程。在德国，包括医保方、医院方、病人的三方协商博弈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在中国行业协会力量弱小，谈判协商的机制在全国并未真正建立。

这一试点的前景还取决于相关部门是否支持。多位参与试点的人士担忧，在积极推动这一试点的相关官员退休后，北京相关部门对于按病种付费的热情已经明显下降，相反更看好总额预付模式。

不过，张大发并未承认一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北京按病种付费的试点情况进行信息的汇总和分析，“种种暴露的问题，会在以后的试点中逐渐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