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认识，本文对2016年以前的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在研究对象上，移动媒介技术逐渐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普及，其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影响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学界较为缺乏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的视角对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的长期细致的质化研究。以此为基础，本文对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视野和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移动媒介；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043 - 010
通信是人类生活所有活动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等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1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24.5%，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随着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向用户各类生活需求深入渗透，促进手机上网使用率增长。” [1 ] 移动媒介的普及与应用，不仅提升了人们的信息沟通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而且还引起人们交往方式、经验基础、社会时空和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迁。
在这次技术变革中，移动通信和移动媒介的影响不仅发生在城市，也扩展到了边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其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家庭等各个方面带来的深刻、潜在的影响已经超乎想象，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典型的多民族共居的省份贵州省为例，其共有民族成分56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而这些少数民族的76.1%集中在农村社区。据统计，贵州省在2014年底就实现移动电话用户数突破3000万，达到3053万户，并实现所有乡镇覆盖4G网络。截止到2013年底，贵州省的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为93.25部/百人，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为82.78%。[2 ]258移动媒介的普及，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以往交通和信息都极为不便的内陆山区中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尤其如此。这些聚居在农村社区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介使用、信息获求和文化变迁，将对全省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对2016年以前的移动媒介和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国内外进行文献梳理和评价，试图在介绍与评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为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研究的理论选择、研究方法适用性与未来方向展望提供支持与建议。
一、概念的厘定与澄清
（一）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在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研究进行耙梳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定义。当前，许多学者对此概念模糊、语焉不详，甚至国家民政部下达的两个全国性指导文件① 也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曾把“社区”定义为“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它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其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3 ] 53-94。《中国大百科全书》则把社区定义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4 ] 356我们认为，社区概念不仅应该强调其属于地域上的共同体范畴，还应指出其在共同的物质与精神利益上的归属感。因此，我们认同学者师凤莲对“社区”的定义，即认为“社区是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识的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5 ]。
对于“农村社区”概念而言，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界定。盖尔平认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要划定这样一个社区，最好是利用那个交易中心的交易行为所能达到的距离，在其最远处划下记号。将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圆圈，圆圈以内就是一个农村社区。” [6 ] 113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认为农村社区是：“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7 ] 22我们认为，学者叶剑平等人的研究定义较为符合本文的研究范畴，即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范围区域内的农民共同生活、农习、工作和栖息的一个有秩序的空间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本生活设施、经济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地域空间”[8 ]。
（二）移动媒介。关于移动媒介的定义，尽管就移动的字面意思而言，可以囊括一系列潜在的移动或者便携的媒体，比如收音机、报纸、书籍、手持便携式数字辅助设备（电子阅读器等），但国外学者一般都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给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如Gerard Goggin认为：“关于‘移动媒体’我主要的意思是基于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和网络的类型的介质。”[9 ] 6而国内的相关专家和学者还没有对“移动媒介”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大都在论述时语焉不详，因此在核心概念上模糊而混乱。要对“移动媒介”进行定义，首先要从“媒介”说起，因为从较近的源头看，主要源于国内对“媒体”和“媒介”两个概念的使用混淆所致，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部分学者认为，“媒体”和“媒介”两个词语都来自英文单词中的“media/medium”，两者并无概念上的区别，只是使用习惯上有细微的差别。[10 ] 1一部分学者认为作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媒体”和“媒介”二者存在着差异。赵炎秋说：“应将传播媒介与作为传播机构的媒体区别开来。”[11] 李炜和谢娟认为，“媒介”和“媒质”、“介质”一起，构成了侧重和偏向传播物质载体方面的含义；“媒体”则多用于社会的“机体”层面，因而“媒体”也更多带有具体的传播者、传播机构、传播制度等社会机体方面的意味。[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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