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祗遹的戏曲理论

摘 要：胡祗遹一生虽不曾染指杂剧创作，但他对杂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和推重杂剧的教化功能，是其杂剧理论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观点，他又提出了“九美说”和要求杂剧内容的广与奇的主张。

关键词:戏曲艺术；胡祗遹；艺术理论；“乐音与政通”；“九美说”；杂与奇；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在元代，一些正统文人虽坚持作传统的诗文，而不屑于创作新产生的杂剧，但由于杂剧在当时的兴盛，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为此他们也对杂剧这一新兴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使得他们的戏曲理论有着诗论的特色。元初胡祗遹的戏曲理论，就具有这一特征。

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少聪颖好学，“未及冠便能从诸生习”，后“潜心伊洛之学，慨然以斯文为己任”，学问渊博，“一时名卿士大夫咸器重之”。①中统元年（１２６０），经张文谦举荐，任员外郎。“至元元年，授应奉翰林文学士，寻兼太常博士，调户部员外郎，寻兼左司。”②后因触忤权贵阿合马，出为太原路治中，兼提举本路铁治。元灭宋后，先后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山东东西道和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等职。在各地任上，“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厉士风”，③颇有政声。

胡祗遹一生的成就主要在理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上，作有《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今存《四库全书》所辑二十六卷。对于元代新产生的曲，胡祗遹所作不多，而且只作散曲，不作杂剧，《全元散曲》仅收录其十一首散曲小令，但他在《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宋氏诗卷序》、《朱氏诗卷序》等序文中，对戏曲的创作和表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乐音与政通”——理学家的戏曲观

作为一位研究理学的正统文人来说，胡祗遹对杂剧的关注，首先看到的是杂剧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重视戏曲传播传统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影响时尚的作用。

胡祗遹一生虽不曾染指杂剧创作，但他与元代著名的杂剧演员、歌妓珠帘秀以及赵文益等都有交往，他曾作【沉醉东风】曲赠予珠帘秀，还为杂剧演员诗集作序，如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谓其对当时的杂剧演员珠帘秀“极钟爱之”。夏庭芝在《青楼集》“珠帘秀”名下也载曰：“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他还为一些演员的诗集作序。而正因为此，在他身后也受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抨击，如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紫山大全集》曰：“多收应俗之作，颇为冗杂，甚至如《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篇。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暇，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潜者。陶宗仪《辍耕录》载其钟爱歌儿珠帘秀，赠以【沉醉东风】小曲，殆非诬词矣。”

在元代，文人学士与杂剧艺人相交，与青楼歌妓为伍，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初期，在思想上，推崇佛教，倡导道家，排斥儒家，使得汉族文人能够暂时得以摆脱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狂放不羁，任性自适；同时，由于元蒙统治者在早期废止了唐宋以来实行的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对于汉族文人来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对于唐宋时代的文人来说，读书做不成官了，这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废除了科举，文人学士得以从读书应试、及第做官的传统道路上脱出身来，嘲风弄月，追求声色之乐，自己的个性得以真实地张扬。如元朱经《青楼集序》云：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

他们混迹勾栏之中，与歌妓倡优为伍，以风流浪子自居。如“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就是一个风流浪子的典型，他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掂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④又如《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是一位流落下层，与歌妓为伍的文人，《录鬼簿》为其所作的吊词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所记载的元代杂剧演员中，多受到文人学士的爱赏和眷顾，如“顺时秀”条记载：郭顺卿“平生与文人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啗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胡祗遹也同样如此，然而作为理学名家和朝廷重臣，他与杂剧艺人的交往，与一般的文人学士有着不同的观念与目的，他是以理学家的身份与杂剧艺人的交往，但并非像清纪昀所说的“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而正是出于“阐明道学”之目的，来与戏曲艺人交往，涉猎戏曲的。他与朱帘秀等杂剧艺人的交往，虽也有嘲风弄月、追求声色之乐的因素，但主要是看到了杂剧与政治、礼法的关系。他认为，当时民生艰难，民心乖戾，是礼乐消亡所造成的，如他在《礼乐论》中指出：

仆自入仕临民，伤礼乐之消亡，哀民心之乖戾。为政者直以刑罚使民畏威而不犯，力务改过于棰楚之下，杖痛未止，恶念复起。条法责吏曰：词讼简，盗贼息。何不思之？甚也，礼乐教化既已消亡，休养生息、安宁富庶、学校训诲又不知务。民生日用之间，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愁苦悲怨，逃亡贫困，冻饿劳役。居官府者，晏然自得，而以为治民抚字之功，可哀也哉！

而在他看来，当时新产生的杂剧艺术也是“乐”的一种，“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杂剧的产生，是应当时的社会时尚之变化而产生的，也正因为此，杂剧对时尚也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鉴于当时民心之乖戾，杂剧便可用来舒解民心。如《赠宋氏诗序》曰：

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结，郁抑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少安朝夕。昼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

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实行了残酷的压迫和掠夺，老百姓不仅生活上穷困，“十室而九不足”，而且心理上也充满着愤懑，“郁抑而不得舒”，胡祗遹认为，民众通过观看演员的杂剧表演，在享受到感官娱乐的同时，在心理上也能得到暂时的放松和发泄，“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因此，作为理学家与朝廷重臣的胡祗遹，尽管在内心深处是鄙视杂剧艺人的，尤其是那些既卖艺又卖身的青楼歌妓，如他声称：“优伶，贱艺也。”但由于优伶所表演的杂剧能够“与政通”，有助于传播传统伦理，舒解民心，因此，他仍然对那些杂剧艺人赞赏有加：“亦难乎其为人矣”，“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愿与他们交往，并加以赞美。

由于注重杂剧的教化作用，因此，胡祗遹与杂剧艺人的交往，不仅仅是看重他们的声色，而更看重他们的“艺”，因为具备“艺”，就更有助于政治与教化。他所交往的几乎全是表演技艺高超的杂剧艺人，并且赞美他们高超的技艺。如“杂剧为当今独步”⑤的朱帘秀，胡祗遹不仅作曲相赠，而且为其诗集作序。赞美她的表演“外则曲尽其美，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

再如在《黄氏诗卷序》中，他认为在当时的杂剧演员中，“九美”皆备，演技高超的演员有：李心心、赵真、秦玉莲等人，而“今黄氏始追踪前学”，也具有“九美”，因此，他十分赞赏，连声说“可喜，可喜!”当黄氏“持卷轴乞言”，请胡为其诗集作序，胡欣然为之作序，并还“以七言四句歌之：沥沥冷冷万斛珠，清和圆滑莺雏；阿娇生在开元日，未信传呼到念奴”。意谓如果黄氏生于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就不会去叫念奴来演唱，而是叫黄氏来演唱了。

又如与他交往颇深并为之诗集作序的演员赵文益，知书识礼，学识渊博，颇具士大夫之气质，故胡祗遹大为赞赏，曰：

赵氏一门，昆季数人，有字文益者，颇喜读，知古今，趋承士君子。故于所业，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者。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遇名士则必求诗文字画，似于所学，有所自得已，精而求其益精，终不敢自足，骄其同辈。吁，如斯人者，伶人也，尚能进之而不已。窃有感五季唐庄宗之世，享大名无实学，居要职者无实材，声闻过情，不自以为耻，以至九流百工，莫不皆然。圣人所谓“觚不觚”者，又不可以枚数。然而无有责其废事而不胜任者，无有讥其有名而无实，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优伶，贱艺也，谈谐一不中节，阖座皆为之抚掌而嗤笑之，屡不中，则不往观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责备优伶，而不责贤者，可笑也夫，可哀也夫!

在《赠宋氏序》中，他称赞宋氏的表演是“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岂前古女乐之所拟伦也。全此义者。吾于宋氏见之矣”。胡祗遹不但肯定了宋氏的表演，而且更肯定了戏剧艺术对于缓解人生苦难的社会功能，对于艺人及戏剧艺术的社会地位都是莫大的支持。

反之，对于那些只为追求声色之乐而与杂剧艺人交往的士大夫，胡祗遹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曰：“居官者不以政治勋业、致君泽民为乐，而日与优伶女妓、酒色声乐为娱，其位则卿相，其志趣则伶伦也。”⑥意谓即使与优伶女妓为伍，也要以“政治勋业、致君泽民”为目的，而不能以“酒色声乐为娱”，若只为追求声色之乐，则其虽居卿相之位，但其志趣则等同于身居贱位的伶伦。

二、“九美说”——戏曲表演技艺论

由于戏曲有着舒解人心，有助于政治和教化的作用，因此，演员的表演技艺越是高超，其对观众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更有利于政治和教化。为此，胡祗遹十分重视戏曲演员的表演技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在《黄氏诗卷序》中所提出的“九美说”，集中了他对戏曲表演的主张和审美要求。《黄氏诗卷序》曰：

女乐之百伎，惟说唱焉。一、姿质浓彩，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句真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九美既备，当独步同流。

胡祗遹提出的“九美说”，包括了对戏曲演员的形体、气质以及具体演唱中的技巧问题。其中第一、第二与第三项为对戏曲演员的形体、气质方面的要求。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必须扮相俊美，即要具有娇美的形体与容貌。同时，又必须具有内心的聪慧，即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这样才能较好地理解剧情，把剧中人物的神态栩栩如生地表演出来。

第四项与第五项是关于具体的演唱技巧，“语言辩利，字句真明”，指的是演唱时必须吐字清晰准确；而“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则指演唱时必须行腔婉转圆满。

第六项则是就表情与动作而言的，即演员在表演时要通过准确的表情与动作，把剧中人物的神情表达出来，使观众明了。

第七项是关于唱念与动作的关系，由于戏曲是场上之曲，不同于一般的清唱，往往是一边演唱或念白，一边表演相应的动作，因此，演员要掌握好唱念与动作之间的关系，使两者配合默契。

第八项是就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要求，即要求演员理解和把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心世界，以及熟悉他们的“言行功业”。在演出时，将他们真实形象地表演出来，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切感人。胡祗遹在《朱氏诗卷序》中，赞美了朱帘秀的高超技艺，其中称赞她表演各种人物都能栩栩如生，形神皆备，如曰：

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则骏奔走，鱼笏则贵公卿卜言祸福，医决死生；为母则慈贤，为妇则孝贞；媒妁则雍容巧辨，闺门则旖旎娉婷；九夷八蛮，百神万灵；五方之风俗，诸路之音声；往古之事迹，历代之典刑；下吏污浊，官长公清；谈百货则行商坐贾，勤四体则女织男耕；居家则父子慈孝，立朝则君臣圣明；离筵绮席，别院闲庭，鼓春风之瑟，弄明月之筝；寒素则荆钗裙布，富艳则金屋银屏，九流百伎，众美群英。

第九项是要求演员的表演技艺不能墨守陈规，要“时出新奇”，不断创新。演员不可能每天都表演新剧目，而表演老剧目，容易形成俗套，因此，胡祗遹认为，演员的表演技巧贵在“新奇”。如他在《优伶赵文益诗序》中也指出，在元代，戏曲艺术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看戏成为当时百姓的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这样，对演员的表演技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斯时也，为优伶者亦难矣哉！”而难也就难在不落俗套，演出独特的风格来。

由上可见，胡祗遹的“九美说”虽然没有加以详细的论述，但确已点出了戏曲表演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论“杂剧”之“杂”和“奇”——杂剧本体论

杂剧是元代产生的一种新的表演艺术，当这种新表演艺术在剧坛上流行后，引起了戏曲理论家们的关注，对其艺术特征加以总结，给杂剧作家提供规范，以提升杂剧的艺术品位。胡祗遹也在《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两篇序文中，对杂剧的本体特征作了论述。胡祗遹对杂剧的论述，也看重其内容。

一是要求杂剧表现社会现实。

他认为，“杂剧”的命名，就是因为其表现了各种社会现实，如曰：

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

既然杂剧是随时尚而产生的，因此，它就要反映当时的人情物理和各种社会问题与现象。

胡祗遹在《赠宋氏序》中，称赞宋氏的表演是“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岂前古女乐之所拟伦也。全此义者。吾于宋氏见之矣”。

作为演员的宋氏，在现实生活中，她虽然只是一女子，但到了舞台上，进入戏曲之中，他所扮演的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的各样生活，“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而观众也可从其“一人”的表演，看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众多的人物形象。

二是要求杂剧所表现的故事情节要新奇，能吸引观众。

如《优伶赵文益诗序》曰：

醯盐姜桂，巧者和之，味出于酸咸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袭故常，故食之者不厌。滑稽诙谐，亦犹是也。拙者踵陈习旧，不能变新，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后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人知优伶发新巧之笑，极下（里）之欢，反有同于教坊之本色者。于斯时矣，为优伶者，亦难矣哉！然而世既好尚，超绝者自有人焉。

胡祗遹将杂剧所表演的内容与日常生活中的调味作比，人们日常所吃的食物之味，虽不出于由醯盐姜桂等所具有的酸咸辛甘等味，但由于巧妙地将醯盐姜桂等调料巧妙地调和，调出了各种不同的味道，“出于酸咸辛甘之外”因此，人们每天所吃虽不出醯盐姜桂等调料之外，但所品尝到的味道却是“日新而不袭故常”，因此，食之者也就百吃而不厌。同样，如果戏曲所表演的故事情节“踵陈习旧”，不能出新，没有新奇感，观众也就会“恶闻而厌见”。

胡祗遹对杂剧提出的“杂”与“奇”，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杂剧的教化作用，“杂”反映当时的人情物理和各种社会问题与现象，便能切中时弊；“奇”，能增强舞台效果，使观众“谛听忘倦”，从而增强杂剧的教化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谓胡祗遹“大抵学问出于宋儒，以笃实为宗，而务求明体达用，不屑空虚之谈。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仿，亦无所雕饰，惟以理明词达为主”。而从胡祗遹提出的“九美说”以及有关杂剧内容的论述，都明显带有他“务求明体达用”的治学特征，即其核心是对戏曲传播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的强调和推重。（责任编辑：陈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