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这就为清末儒家士大夫接受现代国民国家之治理架构敞开了可能性。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五种治理秩序，也就在儒家士大夫的现代国家意识觉醒中，启动了其构建过程。
七、现代国民国家
共治体制之后的第五种治理秩序，实际上还在形成当中，尤其是在大陆。这就是现代“国民国家”秩序。
19世纪中期，中国被迫与外部世界大规模接触。面对危机，康有为、张之洞等敏锐的儒家士大夫于19世纪末接受了西方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概念，在此秩序意向驱动下，上百年来，国人都在致力于构建现代的国民国家。这就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史”时期。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与立宪、建立民国、抗战建国，乃至台湾地区、大陆几乎同时在19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在在都指向建立现代国家这样一个基本而至关重要的目标。
应该说，中国人迄今仍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史依然在进行当中。因而，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秩序意向仍然在寻求其自我实现。
对中国而言，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不是一个全新的事件。相反，这是一项始于两千多年前的事业在现代的延续。
儒家士大夫也一直在寻找解决共治体制之内在缺陷的方案。与西方接触后，他们立刻敏锐地发现，西方现代诸多制度可以解决一直困扰着儒家先辈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宪政理念。
这样，对古今、中西的关系，笔者的立场不同于主流看法。几乎所有现代中国历史叙事都强调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之断裂。笔者则认为，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秩序的意向是从遥远的古代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此一构建现代国家的主体依然是儒家士大夫，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他们一直在寻找制度变革之道。
关于现代史的主流意见也强调现代中国的种种变动之外源性，也即，乃是对西方刺激、挑战的回应。笔者则认为，儒家士大夫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的努力，乃是基于中国自身共治体制的诸多理念和制度，而予以扩展。西方传来的关于现代国家的知识，只不过为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技术。古今是连续的，尽管其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现代国民国家的构建乃是循着“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模式展开的。
可以说，儒家士大夫始终不变的历史主体性角色，乃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保持连续性之根本。这一点也就决定了现代国家构建事业具有明确的中国自主性：作为清末立宪的主体，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主张是把共治体制中绅士已经长期享有的非正规的社会治理权，通过地方自治、议会等现代制度，予以正式化，从而对共治体制进行完善和升级，使理性、德性在治理架构中压倒不理性的皇权，从而居于主导性地位。
从上述历史简述中可以看出，五千年华夏—中国历史，儒家乃是大本大源。因为，儒家所持守的“五经”，记录着尧舜以降两千年古典华夏文明的精神、价值、制度与智慧，基于这些，儒家发展出一套平实中正的治理大道，其具体制度构造的基本原理乃是具有精神自觉的士君子之多层次的共同治理。这种治理形态与形成于西方的现代治理模式形不同而神相似。中国之优良治理，自当以此为本，予以现代的“新生转进”。
（作者系本刊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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