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创新

【摘要】张之洞在“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近代教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和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提出以自强为目标的人才观，创办新式学堂、改革教学理念、倡导留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度、厘定新学制等，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而且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型，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张之洞；人才观；教育改革；近代化

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张之洞不仅是洋务运动后期领军人物，而且是中国近代新型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出任湖北学政开始。在其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把兴学育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大举措，以及在废科举和建立新式近代教育体系方面的贡献，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居一席。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活动，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以“自强”为目标的近代人才观

19世纪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面对国力日衰的局势，张之洞苦苦思寻何以图强。他将中国和世界强国进行比较后，认为中国的积弱不振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他说：“西国之强，强于学校”^[2]；“国事之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于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备……”。他以日本成功的实例来阐明教育与自强、人才与强国的关系，并告诫人们：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是离不开教育与人才的。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泱泱大清帝国竟惨败于一向所轻视的东瀛小邦，张之洞深受耻辱。痛定思痛，张之洞冷静分析原因：“日本小国耳！何兴暴也？伊藤、山县……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习政治工商，或学习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一方……”^[2]他主张中国人应以日本的自强为楷模，树立“自强新政，报仇雪耻的发奋之心”^[4]。他强调把兴学育才放在自强求富的首位，图强必须培养新式人才，将教育、人才、自强三者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基于此种认识，张之洞不畏时艰，多方奔走，呼吁中国应以发展教育为立国、治国的根本，只有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中国才能强盛。

2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大胆改革与创新

张之洞对教育的改革，可以用弃旧图新、与时俱进来形容，他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革新教学内容、倡导留学、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厘定新学制等方面入手，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1改造旧书院，创办新学堂张之洞踏上仕途的第一步便是出任湖北学政，开始涉足中国教育事业，他办学的方向多是书院，目的在于“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各国家任使”，与旧式书院不同，他更重视培养能使国家自强的军事人才、技术人才、科技人才，教学内容中也增添一些西文、西艺的新学。他针对旧式书院普遍存在的流弊，果断地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本着“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教程，一洗贴括词章之习，惟以选其才济时为用”的改造方针。二是创办新式学堂。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湖北自强学堂，研学军事武备的广州水陆师学堂，学习工程技术的湖北工艺学堂，农务学堂，还有培养师资力量的湖北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张之洞本着学以致用、求才治国的理念，他创办的新式学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2.1.1革新教学内容他既强调以封建道统为本，更注重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门类。例如湖北储才学堂开设有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交涉之学含律例、赋税、舆图译书，农政之学含种植、畜牧、水利、农具，工艺之学含化学、机器、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含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等内容。

2.1.2理论联系实际张之洞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经世，归于有用，”^[2]“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6]”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倡导“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样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和机会。他把“实习”课程列为应开设的课程之一，规定师范学堂应附设小学堂，以便师生“实事授业”。这些言行说明张之洞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应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1.3合理配备师资用华人讲“中学”，而聘请外国教员传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查农政修明以美为最，上年即经电致外洋，选募美国农学教习工人来鄂”^[8]……工艺学堂，选募东洋工学教习工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9]他的湖北农务学堂聘请了美国农学教习，江南陆师学堂聘请了德国教习熟人。

2.2变革科举制，推动近代教育改革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到了近代已是弊端丛生，严重地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张之洞亲自参加科举考试及两任学政，因此他对科举制度的流弊和烦琐的程序有较深的感触。科举制度不仅不能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还拘束了读书人的智慧，使他们脱离实际，因而中国缺乏经世致用的人才。要达到以人才而图强的目标，就必须打碎科举制度的枷锁。为废科举制度，张之洞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对科举制度的内容的改革，即改变只重儒学，增加实用科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张之洞指出：八股文“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小楷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日力，废学问较之八股诗赋殆有甚焉”^[2]。建议以后的科举考试内容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被清政府采纳。其次，递减科举中额。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上奏，向清廷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2]。光绪二十九年，又与张百熙等建议“清政府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2]最后，要求废除科举制。光绪三十年，张之洞奏请清政府立停科举，“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9]，明确指出科举制是兴学堂的阻碍，实质上就是获得近代所需人才的大碍。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颁布诏书，明令废除科举制。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扫除了一大障碍。从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新式人才的增长速度是科举时代难以比拟的。而张之洞在科举废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倡导留学教育张之洞始终把“自强求富”看作是挽救清王朝危亡的根本方法，而向西方学习是实现中国自强求富的手段之一。张之洞认为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为中国培养出“讲求实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的人才至关重要。他对留学教育有独特见解，主张应不惜重费，向外派遣留学生。在学生派出国别上，他选择了日本，并指出赴日留学的四大优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他的极力促成下，1898年清政府同意选派两湖聪颖子弟150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工、商诸学，揭开了两湖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当然，张之洞积极倡导的留学教育，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留学之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科技、军事、外交等知识人才，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知识并志在推翻封建政府的新型知识分子。当然，作为清王朝的官僚，张之洞要求留学生“不忘君，不忘亲，不忘圣”，“勿听邪说，遵从约束教诲”^[8]；对“枉发议论”的学生进行制裁，并说“如有不遵，即行退学”^[8]，暴露了其“忠君卫道”的阶级性。

2.4改革教育管理体制随着形势的发展，清朝管理学校的最高机关——国子监几个省教育长官学政已不能适应对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实业教育的管理需要。张之洞深感加强学务管理的迫切性，于1902年４月在湖北率先成立统辖全省教育的行政机关——学务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现代各省教育的雏形。张之洞建议在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1904年１月，张之洞的“请专设学务大臣”被清政府采纳。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将国子监并入，其最高长官为尚书，下设五司十二科，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管理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相当于现代国家教育部。张之洞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学部，直到1909年病逝。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地建立起中国近代教育专管机构，与张之洞的倡导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2.5厘定新学制，确立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的新政过程中，张之洞在学制改革方面最大的贡献，为清政府设计了系统的教育方案，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1904年颁布实施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学制。他将整个学校教育分为纵横两个体系。纵的方面整个学校教育被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横的方面，包括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两类。该学制体现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他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将学制系统和行政系统分开，重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但同时又具有极浓的封建色彩，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对女子教育不重视，在思想上强调“忠孝为本”等等。“癸卯学制”对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影响甚大，“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块里程碑。”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癸卯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旧的传统教育的终结和新的现代教育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初步步入制度化时期，从此确立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张之洞也因此成为近代学校体制的创立者。

3为中国教育近代化造就了一批人才

在灾难深重的十九世纪，张之洞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够面对现实，弃旧图新、与时俱进，敢于变革，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终其一生，他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兴办的教育为中国近代培养了大批人才。1907年7月，张之洞在《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费教员折》中总结了十余年湖北的教育，“各堂学生陆续举行毕业考试，合格者甚多，……”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对十年来湖北各学堂毕业生的统计数为3000人以上。学生毕业后走向钢铁、纺织、铁路、外交、教育等行业，能独立的解决生产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厂仰息洋人的局面，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义爆发于武昌，然后影响全国的史实与张之洞在湖北的作为也是紧密相联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宣传家以两湖居多，与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开办新式学堂，传授西方文化知识及向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有湖北新军打响第一枪，是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武备学堂、训练新军的直接结果。在日本的湖北留学生成立革命组织，创办革命刊物等活动，为辛亥革命在湖北爆发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一批近代工厂，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武器的来源及物质保障。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张之洞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客观效应，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总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和活动虽然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他主张西学、科学，与封建顽固派相比，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客观上对于西学的引进和传播，打破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他兴学育才，把兴革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事业。他的教育活动在办学规模与水平上，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他所提倡的西学，扩大了范围。他从宏观上的教育改革，无论是变科举、改书院，还是兴学校派留学、订学制等等，都在客观上为传播资本主义新学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动摇了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基础，造就了一批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在他所办的各种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中，出现了如唐才常、黄兴、吴禄贞、刘成禺等革命家。不管张之洞的主观愿望如何，他开西学风气，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是张之洞“种豆得瓜”的结果。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对封建传统旧教育有不少重大改革的改革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其教育思想和兴学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4参考文献

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0

2苏炳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C].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陈磐景.中国近代教育家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51

5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8

6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173

7陈育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务馆，1936

8刘虹.“癸卯学制”百年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