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ρ-H模型的我国海外原油风险评价

计划、措施失败等6大因素构成以来[1]，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研究日趋完善。从风险来源来看，风险可能来自于干扰风险、预测风险、制度风险、延迟风险、系统风险、需求风险、供应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法律风险、程序风险、控制风险、文化冲突风险、自然灾害风险、信息风险、道德风险、投资风险、波动性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生命周期阶段风险、采购风险、控制风险、运营风险等。[2-9]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BP神经网络、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ANP、模糊评价法、AdaBoost算法、熵权法、Lasso-logistic、赫芬达尔指数等或者将其中某些方法共同使用进行风险评价。[3，6，10-15]从风险评判等级来看，大多数学者将风险分为无风险、轻度风险、中度风险、重度风险，或类似阐述。[3，16-18]

截至目前，对我国原油风险评价的研究主要为：在风险类型方面，主要有在具体项目中的溢油风险、跨国并购风险、环境风险、石油管道风险、钻井风险、火灾爆炸风险等。[19-25]在模型方法方面，主要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改良层次法（G1法）、随机数值模拟、熵值法、聚类分析、粒子群算法、灰色关联、内部基准分析等评价石油和原油风险。[25-28]综合以上研究可知，学者对我国原油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项目或具体地区，对海外原油风险的研究极少。本文建立并首次利用ρ-H模型研究我国海外原油风险，对我国海外原油风险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海外进口原油概述

由《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可知，2016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为3826亿吨，占总消耗量的6611%。海外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五大区域：俄罗斯、东南亚、非洲、中东和中南美洲。具体而言，2016年进口来源主要有美国（05百万吨）、加拿大（02百万吨）、墨西哥（10百万吨）、中南美洲（510百万吨）、欧洲（58百万吨）、俄罗斯（525百万吨）、俄罗斯外的独联体国家（42百万吨）、伊拉克（362百万吨）、科威特（163百万吨）、沙特阿拉伯（510百万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22百万吨）、中东其他国家（684百万吨）、北非（17百万吨）、西非（595百万吨）、东南非（67百万吨）、澳大拉西亚（32百万吨）、新加坡（少于005百万吨）、其他亚太国家（123百万吨）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海外原油运输方式主要有海洋运输、管道运输及铁路运输三种，这三种方式在各自的区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采用海洋运输的区域主要有中东、非洲和中南美洲，该种运输方式成本较低，但由于途经马六甲等多个海峡，风险较大;采用管道运输的区域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都与我国接壤，该种方式成本低、方便快捷、安全性高;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管道运输无法实现的地方，采用铁路运输，该种方式运输风险小、运输量大，但建设难度大，随着运输管道的扩建与使用，铁路运输将被逐渐替代。[28]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为简化模型，将本文的研究对象——我国海外原油进口源——归纳为原油进口区域，而非具体的原油进口国家，即俄罗斯、东南亚、非洲、中东和中南美洲五个区域。

三、模型方法

（一）赫芬达尔指数H

赫芬达尔指数（简称H），是用于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赫芬达尔指数广泛应用于各学科学术研究与工程风险评价实践中。张芳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9—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银行市场的集中程度或垄断程度较高，整个银行行业处于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中;但从动态来看，银行行业的垄断程度正在逐渐降低。[29]迟景明等借鉴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的高校创新要素资源的空间聚集进行测度，认为中西部高校没有明显的要素集聚，而东部高校创新要素资源高度集聚。[30]胡玲菲采用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在内的四个指标对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行业地理集中度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行业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较高，但仍有较大推进空间。[31]陈素琴等以企业财务绩效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赫芬达尔指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家电企业经营存在多元化经营临界点，当企业多元化水平低于临界点时，企业财务绩效随多元化程度提升而提高;当企业多元化水平高于该临界点时，企业财务绩效随多元化水平提升而下降。[32]赫芬达尔指数具体计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