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他把建筑艺术留在了上海

发布时间: 2022-09-05 15:10:03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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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駽��_v�}�� 总结一下,邬达克有两大绝技。第一,他善于人际沟通,他能和富豪、投资者打成一片,所以他不光做外国人的生意,还帮很多中国巨富建私宅;第二,他和建筑营造商有很好的关系,像一直帮他造房子的陶馥记,造国际饭店时,他力劝陶馥记的老板,说你就别赚钱了,就把这个当实体广告,这个做好了,还愁没生意吗?于是,国际饭店的整个工程不惜血本,绝无偷工减料,所以它的一些细节非常精致,很耐看。

邬达克来上海的头几年,虽然设计了一批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住宅在内的建筑,但无一例外参照欧美古典主义建筑的原型。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便是沐恩堂(西藏中路216号),沐恩堂带有明显的复古主义的色彩,重细节的装饰、复兴的哥特式塔尖,有着浓厚的欧洲情结。尽管这样,他仍然无法获得同行的认同。

机会终于来了。1933年,邬达克以先锋设计为大光明戏院改建,成了他的转折点,自此声名鹊起。一个从原先流浪者、配角身份,转变为塑造这个城市灵魂的人物,在以后的建筑路上赢得了阵阵喝彩。

先锋开山之作——大光明电影院

现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伍江,在其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时,曾直接领导与推动上海完成国际先进理念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在著作《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中,对整个上海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轮廓做了一个整体的描述,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各部分相互关联的历史画卷。作者带着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爱和理解,借助多年来对上海的深入研究,把一个个孤零零的实例串联起来,叙述着一个个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伍江认为,优秀建筑师的作品是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载体,而邬达克的作品反映了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产生的特有风格,加强对这些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风貌建筑的保护,不仅是政府行为,也是每个市民的职责。

1895年,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人们从一块白布上看到了可以活动的影像,电影就此诞生。仅仅7个月之后,这个全世界最新潮的艺术便从遥远而浪漫的欧洲登陆到了年轻而时髦的上海。

南京西路216号,大光明电影院淹没在一排商店中,只有巨大的广告招牌提示着它的身份。在老一代上海人心中,大光明背负的往事,让他们自豪又感伤。1928年初建落成时,名流梅兰芳、包天笑、严独鹤为其揭幕,盛极一时。随后,因放映侮辱华人的电影《不怕死》遭到观众抵制,影院上座率一落千丈。

1931年11月,闭门歇业的旧戏院被英籍华人卢根为总经理的联合电影公司买下,并于次年拆除。为重建新大光明电影院,卢根找到了邬达克。邬达克的成功设计使旧戏院浴火重生,大光明不仅赢来“远东第一影院”的美誉,还就此成为各地观众看电影的圣殿。

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用地面积4016平方米,建筑面积6249.5平方米,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戏院室内外均为现代装饰艺术风格,沿街立面横竖线条与体块交错,墙面饰以浅黄色拉毛粉刷。入口为高大的铬合金钢框玻璃门,两侧墙面贴黑色大理石。入口上方为乳白色玻璃雨篷,其上由大面积玻璃长窗构成强烈的竖线条,一个方形半透明玻璃灯柱高达30.5米,在夜晚光彩夺目,颇具招揽性。整个立面错落有致,线条流畅,对比强烈,色彩明快,极富现代气息。因基地狭长而不规则,建筑师将观众厅平行基地长轴设计成钟形,观众席上下两层共2016个软座,呈同心圆排列,在保证空间舒适的同时,追求营业面积最大化。厅内采用暗槽灯照明,冷气用喷射式送风,无风口、无噪声。一二两层的休息厅则呈腰果形,通过两部直跑大楼梯与门厅相连,两侧墙体、墙面装饰及天花都设计成流畅的曲线形,门厅与休息厅连成整体,不仅临街面窄用地局促的难题迎刃而解,还创造出一个舒适、动感的独特空间。著名电影艺术家沈西苓当年曾称“这纯粹是最新的法国风建筑”,对大光明的艺术设计赞叹不已。

1933年6月14日,大光明电影院揭幕,首映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海军故事片《热血雄心》。入院有“小郎”拉门,入场由白俄女郎领票,如此礼遇,加上上海影院首次使用的冷气,顿时轰动上海,引领全国。

邬达克研究学者将其建筑分为三个阶段,从原先强调严谨、唯美的古典复兴风格到回旋于新旧形式之间,在受到美国Art Deco(装饰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下,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转变为完全的现代主义,即后来被学界称为的“现代的装饰艺术派”。

伍江说,“大光明电影院曾是上海的一个浪漫和怀旧的符号。”“大光明电影院使邬达克成为先锋建筑师。这个昔日的‘远东第一影院’不仅目睹了80多年来中国电影史的兴衰起伏,更是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活见证。”

大光明电影院是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在设计上表现出的罕见的先锋倾向,成为我国西式建筑转向现代主义的标志。同时,他对商业建筑设计的精准理解与定位,处理复杂地形与复杂功能的特殊能力,收放自如与现代时尚的表现手法,使其在建筑界备受瞩目,也由此奠定了他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新潮建筑师的地位。大光明电影院已在1989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市文物保护单位。

“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

伍江向我们介绍邬达克的另一座更为重要的建筑——那就是1934年12月落成的共24层(地上22层,地下2层)高83.8米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即国际饭店)。“它的深褐色面砖和竖线条处理,层层收进的顶部造型,无不反映出美国艺术装饰主义摩天楼的特征。这座大楼的建成标志着上海高层建筑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在40年后回忆道:“在台球厅和电影院旁边是这座正在施工的大楼,人家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5层、6层、7层、8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去看它慢慢升高。”贝聿铭说的电影院,就是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他看着一天天长高的大楼,是正在施工中的国际饭店。

伍江说,1931年,当时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中国民营资本的银行合伙形成了一个集团,即“四行储蓄会”,获利丰厚。此刻他们想要表现自己的实力,以吸引更多储户到“四行”存款,于是决定投资兴建远东最高大楼。但他们的实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不可能到外滩买地皮,当时外滩的价格太高。后来他们就在跑马场的边上,紧邻“大光明”,买下了一块地皮,这里相对来说还不贵。

79年前,在上海这种软地基上盖摩天大楼,谈何容易。当时,公和洋行、康益洋行等沪上大公司都没有把握,是邬达克敏锐的判断和大胆的决定促成了大楼的建造。当时的设计难度很大,因为当时买下的地皮仅有1176平方米,只能向“高”发展。邬达克几易草图,最终定稿为一幢美国现代派风格的摩天大厦。

地基采用蒸汽机打桩,桩头均为圆木美松,每根钢柱下打5根梅花桩,最长的桩达39.8米,接近大厦地面总高的一半。由于桩又密又深,至今在近代上海高层建筑中,它沉降最少。过去上海其他一些高层建筑均使用进口石材饰面,邬达克却让它内外统统穿上中国的“衣服”——大楼的外墙,1层至3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贴面,4层至22层用泰山砖厂的棕色面砖;内部门厅、地坪用山东玉佛石铺砌;大厅柱子和墙面的大理石,淡黄、淡绿相互映衬,十分华美。邬达克曾多次到现场,与中国建筑工人探讨施工问题,大楼建成时,还与工人合影留念。

大楼于1932年8月动工,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开业。国际饭店比当时香港最高的汇丰银行高出11米,比当年日本建筑高出更多,可以“既忘车马之喧扰,且疑羽化而登仙”,“远东第一楼”因此声名鹊起,而“抬头看楼帽落地”则一度成为各地来沪观光的笑话。

不用说,国际饭店马上成为名流汇聚的地方。1935年2月18日,上海文艺界名人在这里聚宴。他们中有京剧名角梅兰芳,电影演员金焰、阮玲玉。两个星期后,阮玲玉服毒自杀,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重大新闻。1937年5月19日,中美长途电话开通仪式在这里举行,15楼的套房里,宋美龄、宋蔼龄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通话。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贝聿铭在国际饭店建成后,感叹万分:“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就这样,1935年,贝聿铭远渡重洋,到美国开始学习建筑。

国际饭店保持着“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近30年。到1982年,它保持了50年的上海最高建筑纪录才被高91米共30层的上海宾馆打破。

上海巨鹿路675号,无疑是个响亮的门牌号。上海市文联第一任主席夏衍曾在这里办公。文学泰斗巴金在这里创办了《收获》杂志。据说,上海刚解放,这幢楼房还暂时做过上海军管会的办事机构,陈毅老总曾在这里住过三天。不久就变成华东作家协会。后来,直到现在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

上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臧建民,1997年来到作协后,马上被这硕大和富有特色的建筑所吸引。在打听、查证、研究后,他对于这幢充满文学和艺术色彩,曾被叫做“爱神花园”的历史建筑不仅烂熟于心,而且越发喜爱,几次撰文称颂,更把他主编的一套文学丛书起名为“普绪赫文丛”。普绪赫是花园里一座雕塑女神的名字。听臧建民谈“爱神花园”,好比在欣赏一部叙事长诗。

70多年前,这里的园主就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豪门望族,人称“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1921年和1924年,刘吉生先后购进了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681号和675号两块地皮共4000多平方米,他打算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修建豪宅。

刘吉生的妻子刘陈定贞漂亮,聪明,能干。他俩青梅竹马,十分恩爱。为此,刘吉生决定在妻子40岁生日的时候把这幢新房子作为送给她的一份礼物。

1926年,刘家聘请邬达克设计住宅,又邀邬氏好友、陶馥记老板陶桂林施工建造。

刘吉生生意繁忙,工程上的事则由刘太一手操办,包括与邬达克商议设计主题、建筑样式和规划布局等。在刘太眼里,夫妻恩爱,事业成功,儿女成群,这是一个令人自豪的家庭。因此她要设计师把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新花园之中。5年后,刘家花园落成。这座设计和施工都堪称一流的精美住宅,造价高达20万银元。

刘家花园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具有宫殿的气派,形制和柱式都称得上典范。主楼的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假四层建筑。它是按照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和普绪赫的故事设计的。

邬达克在庄重的建筑中注入了优雅妩媚,特别是南立面设置贯通两层凹槽的爱奥尼克柱式门廊,二层柱间为弧形阳台,铸铁花饰栏杆,格外醒目华丽,表现出轻盈、雅致的女性美。

宅前庭院的中轴线上置一座由汉白玉制成的普绪赫雕像喷泉,成为整个庭园的灵魂。喷泉中央的柱子支撑着一个水盘,水喷射在雕像上,落入水盘,随后流进水池。普绪赫舒展轻缓,全身散逸着青春少女的气息,表现出一种醉人的美丽。这是邬达克特意从意大利定购送给刘家的。

邬达克为何不惜重金,要在意大利制作雕像,赠送给他的客户呢?臧建民笑着说,关于这有各种传闻,但有一个前提是存在的,那就是邬达克为刘吉生夫妇的爱情故事所感动。在邬达克心目中,一个中国式的爱情故事与希腊神话中的最美妙动听的普绪赫故事一样迷人。另外,他也要感谢刘家给了他一次良机。要知道,他太想用普绪赫的故事来创造一个庭园建筑样式的范本,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和追求,也是他建筑设计生涯中注定要完成的使命。

普绪赫是神话中的希腊公主,因为美丽无比而引起维纳斯的嫉妒。爱神丘比特奉母之命欲加害于普绪赫,结果反而陷入情网,让西风之神将她携到自己的宫中,每天夜里与她幽会。维纳斯一心要拆散他们,不断陷害普绪赫。在历经重重磨难后,普绪赫与丘比特终于结为恩爱夫妻,过着幸福欢乐的生活,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就叫欢乐。

爱神花园的构思,与英国著名学院派画家莱顿的名画《普绪赫洗浴》有关。在这幅画中,莱顿展示的是普绪赫正在脱下薄纱长裙准备入浴的那一刻,举臂回眸,亭亭玉立,人物造型充分显示了艺术家独特的想象力。刘家花园一些重要的细部特征,如希腊风格的爱奥尼柱子、台阶、水池、金色的柱头,甚至差不多宽窄的石径等都一一体现。莱顿画中完美的普绪赫形象,正是邬达克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美。

刘吉生住宅配套设施完备,居住环境极为舒适安全。住宅配置锅炉房,中央供热系统供应暖气和热水。每层楼面设有两个卫生间,卫生洁具一应俱全。刘家的佣人都住北面临街的辅楼,辅楼上下两层,面积340平方米,底层设有汽车库。整个庭园沿街分两个大门出入,设门房间和狼狗棚护卫。大花园内花坛、树坛和草坪,石笋、太湖石等观赏石错落其间,与植物融为一体,景色别致。另外花园里还有网球场、温室等设施,喷泉、葡萄架、石椅等园林小品也大大提升了庭园的规格。

笔者10多年前也曾供职于此,那年5月的一天,刘吉生最小的女儿携儿带孙,一行七八人从美国来沪,顺便探访旧居。她上上下下看得很仔细,我们便悉心听她细诉怀旧之情。她出生于1931年,正好和房子同龄。她在这老屋里住到18岁,去了美国读大学。她跨进东楼门,指着落地座钟、镜台、黑白相拼的地砖、酒吧台,来到螺旋形楼梯,扶手铁栏上有雕花英文字母L(刘)、K(吉)、S(生)……连连说:老的老的,都是老的,连大厅天花板上的花色也是老的。看来她的情绪有点兴奋,还不住地介绍说,当初这个院子里,下人有40多,其中更夫1人,专门养狗的2人,狗有20多条,4条大狼狗夜里放出来看门。

臧建民最后告诉说,1999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巨鹿路675号的大门挂上了优秀历史建筑的标牌。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告慰邬达克的在天之灵了:他精心设计的爱神花园将永远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邬达克与中国许多民族资本家私交甚密,他的作品多是中国人投资建造的,这在外籍建筑师中并不多见。1935年,邬达克为“颜料大王”吴同文设计了自己在中国的“收山之作”,由于外墙贴绿色面砖,老上海人称它为“绿房子”。据悉,为一睹这座位于上海铜仁路333号的绿屋真容,司徒雷登特地从北京前来造访。更有某国外交官,当年愿用一艘万吨邮轮外加50万美元现金想交换而未能成功。

谈起“绿房子”,与上海老建筑有难以割舍情结的著名作家程乃珊似最有发言权。1984年,一部《蓝屋》,让读者认识了程乃珊,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引发了她写老上海有关的一系列作品。

“蓝屋的原型不是蓝色的,而是绿色的。”早在10多年前,程乃珊就向我们透露了《蓝屋》背后的传奇故事:

在上海铜仁路333号,有一座外面用绿的贴面砖砌成的房子,通常上海人叫它“绿房子”。小时候我家住在南京西路,经常路过绿房子。我常看到在绿房子四楼,有很多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将唱机放在阳台上放音乐。听家里老人说,这幢绿屋的主人叫吴同文。“文革”开始以后,吴同文和他的小老婆一起在这里自杀了,房子的玻璃都被打碎,大字报从四楼一直贴到下面,风吹雨打,变成一丝一丝的,周围的邻居说这栋房子晚上会闹鬼,听到有哭声,让人不寒而栗。后来很巧,1970年,我结婚了,我先生就来自这个房子里面,他是吴同文的外孙。

1932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作为上海颜料大王的吴同文有种预感,觉得中日这场战争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他就开发军绿色颜料,结果绿色为他挣了很多钱,所以他觉得绿色是他的lucky colour,他的宝马车也是绿色的。等他钱挣得差不多了,他想造一座自己喜欢的房子。于是他选址在当时的爱文尼路和哈同路交界处,那两条路名中间恰巧嵌着他的名字。房子在1938年完工。当时的《上海日报》将它称为“远东第一豪宅”。总共四层楼的房子还配有电梯,它是上海私人房子中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门是弧形的,整栋房子是圆的,圆的被认为可以化解凶险。另外,电梯门不是金属的,而是木制的,显得很豪华。

“文革”开始,1966年8月23日吴家被抄,吴同文9月份就自杀了。吴同文自杀时穿着人民装,手里拿着“公安十六条”,即“要文斗不要武斗”,姨太太则穿一身中装,化了妆,两个人手拉手去世了。到发现的时候,两人的手都拉不开……

这样的故事让程乃珊震惊,也让她有了创作的冲动。1984年她发表了《蓝屋》,并获首届《钟山》文学奖。

然而,“蓝屋”的传奇没有结束。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当程乃珊走过这栋房子时,发现房子已经全部装修好了,像一位醒来的“睡美人”,很漂亮。

“当时我很想知道是谁装修的。我先生进去后回来告诉我,里面住着一位台湾建筑师。我说我一定要去见见他。我去了,这个建筑师看了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程乃珊?’我说:‘是啊!你怎么会知道的?’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是你《蓝屋》里面的顾传辉啊!我回来了。’”

当时,程乃珊的脸上充满惊悚,尽管时光流逝了十多年,但她依然掩饰不了内心的震惊。“我为《蓝屋》主人公取的名字就是顾传辉,而他的名字居然与我小说里虚构的名字一样,就连年龄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是‘辉’,而他是‘晖’。”

程乃珊不由感慨,“所以说生活中永远有那么多传奇,这不是小说可以虚构的。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上海人,父亲是飞行员,他生在台湾,后来自己学建筑。1990年到上海,无意间看到这栋绿房子,他觉得这与他看到的其他房子完全不同,这座绿房子是完全超现代的。于是他通过很多途径,将这个房子的租赁权拿了下来,并将它修旧如旧。”

绿房子,是邬达克留给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同时也最能体现他所倡导的现代美学风格。当时,吴同文请来了已经声名显赫的邬达克,要求房子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而邬达克更是拍着胸脯跟他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100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

绿房子建于1938年,为四层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墙贴着浅绿色面砖,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这座建筑的外形是西方现代派的,设计者由渐渐向上缩进的露台形成轮船意象,露台即轮船的甲板,以隐喻的手法达到建筑的个性化需求,远远望去,的确很像是一艘绿色的邮轮。

上海是片海,绿房子号邮轮和海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弧形窗面对着东南边,朝着东海和日光的方向;它顶楼还竖着一根高高的桅杆,巧妙地和水管衔接在一起,穿过各层凭栏远眺的甲板通到地面;最让你惊叹的是,楼内通道及楼梯旁的墙都是以昂贵的海底石做的,那些从海里来的石头带着亿万年的光泽和斑驳,像一群沉默的哲学家静守着他们的理智,顺着他们看过去,你隐约还能触到不同于陆地的光:陆地闪烁的霓虹是浮躁盲动的,而海里的光是睿智冷静的永恒之光。

海是浪漫的,亮着灯的船行进在海面,吸引着夜游的鱼。这座船型建筑的很多细节内容让访客们叹为观止。底层有宴会厅、舞厅、弹子房、酒吧间,顶层有棋室、花鸟房、玻璃顶棚等等。在绿房子一楼通向二楼转弯处的墙面,嵌着一幅以玻璃制成的抽象图案,那是邬氏的图腾,显然对于这栋开申城现代风气之先河的建筑,邬达克是相当看重的。为了确保绿房子经典的独一无二,吴同文把图纸原稿也买断,锁在保险箱里,可惜的是,图纸已毁于文革。

邬达克设计的这幢房子,阳台上没有柱子,这在1930年代时是非常现代的。从围墙外看绿屋,就是一幢老洋房,你即便走到跟前向里张望,也绝对想象不到内部空间的巨大。一个超过700平方米的内部空间和现代别墅中层层退台的设计,在7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邬达克所代表的现代派占上风的时刻,所以直到现在,这座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绿房子”依然以其独特的气度傲然立于众多现代建筑中,丝毫没有因年代久远而显出落伍的样子。50年的承诺,邬达克做到了。现在离2038年还有28年,100年后这座掩映在大树后仿若一艘远洋邮轮般的宅院会不会OUT,让我们拭目以待。

后记

笔者在寻找邬达克的过程中,历史被一页页掀开。他设计的众多作品像一粒粒珍珠散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每一幢建筑都埋藏着一段历史,旧上海的故事刻在布满爬山虎和青苔的老墙上令人感叹不已。比如,位于延安西路华东医院的病房楼,原名宏恩医院,是至今保护最好的近代医院建筑;上海化工轻工供应公司大楼曾是旧上海著名的四行储蓄会大楼;上海市三女中的五四大楼过去是中西女塾景莲堂。邬达克还在上海设计和修建了很多教堂:位于西藏中路的沐恩堂哥特式风格鲜明;位于虹桥可乐路的焉息堂拜占庭风格,颇具东欧风情。为此,他的教堂作品受到罗马教皇的关注,教皇PUIS七世曾请他出任圣彼得教堂发掘小组成员。1950年邬达克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介绍发掘圣彼得墓的过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专程飞到伯克利聆听。

1947年,邬达克离开上海赴瑞士小住,后又去美国定居。在加利福尼亚,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幢没用一颗金属钉子的瑞士风格房子,1958年因心肌梗死去世。

伍江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几代学者,一直致力于邬达克的研究。在他们看来,邬达克属于历史,更属于生活。从老式家庭在院子里通宵达旦唱堂会,到花园洋房举办家庭舞会……建筑以凝固的形式保存了过去人们生活的印记。邬达克及其作品记录了上海值得留恋的过去,但作为视若珍宝的文化财富却是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