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壁画浅析古代乐器与乐队队列的形式美

敦煌莫高窟自前秦建元年间开窟以来，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清、民国、共和等时代连续修凿，历时千年。在现存的700余个石窟，4500余平方米的壁画中，描绘的古代音乐图象十分丰富，它反映了各个时期，各种乐器的形制、演变以及演奏方法和组合形式。在敦煌壁画中，绘有乐队500组，各种乐伎3500人，乐器图象达6000多件，涉及吹奏、弹拨、打击、拉弦等44种乐器，以及八字形、纵向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多种队列组合形式，这些无一不呈现出多样的形式美感。

一、造型多样的乐器

敦煌壁画中，出现了吹奏类乐器、弹拨类乐器、打击类乐器、拉弦类乐器，其中，以琵琶最具代表性，仅在莫高窟中所绘制的数量就多达700余件。无论在小型乐器组合、大型经变乐队，以及隋至西夏期间的不鼓自鸣乐中都有它的踪影，我们可以在洞窟的各个角落看到飞天、药叉、菩萨等各类乐伎横抱琵琶演奏的画面。琵琶的图象虽多，但其外在形式却在一千年间的绘制中不断变化。早期绘制的琵琶偏狭长，隋代以后逐渐朝宽、圆发展，唐代以后基本趋于宽圆的稳定形态。形制上，它的共鸣箱呈梨形，颈部呈曲项或直项的形式，有四根弦，且在弦的两端设有山口和缚手，唐代以后面板上开始饰有捍拨和凤眼，随后发展到通身彩绘，腹板及背后绘有花纹图案。琵琶的多样变化是为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乐风尚，同时也是审美情趣、审美观念的体现。

再如壁画中的箜篌。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旧器。”尽管这件乐器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它在历代壁画的描绘中，无论造型、构件装饰、演奏形式都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壁画中的箜篌相当多，仅次于琵琶。其早期形式较为简单，弦数也少，唐代以后弦数增多，造型也逐漸华丽，除了边框饰有团花、团龙、团凤等纹样外，还会坠以华美的装饰。

此外，花边形阮咸也在壁画中相当突出。阮咸归属于琵琶类，因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此乐器而得名。形制上，它的共鸣箱呈正圆形，项长有四弦，十二品柱，其琴体饰以花纹重彩，有的琴体则形似花瓣，甚是好看。打击类乐器中的腰鼓，早期图形也较为简单，愈往后发展造型愈加精美，彩绘花纹逐渐突显雍容华贵。

敦煌壁画中的乐器虽然多种多样，但毕竟是壁画所示，是现实的间接反映，因此难免有画师的主观杜撰虚构，但其外在形式的变化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形式美感。中国乐器历来就有多变性的特点，这些乐器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形制必然是不同的，也正是在延续与发展的进程中，才会产生新的形式美感。

二、平衡对称的乐队排列

敦煌壁画上的乐队排列呈现出平衡、对称的美学美感。在壁画中，乐伎以偶数居多，有2人、4人、6人、8人等，单数则比较罕见。一般由舞伎居中，乐伎以对称、相等的数量排在两侧进行演奏。不论乐队呈现八字形、纵向形、正方形或是三角形，都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这与礼乐制度中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的平衡对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八字形排列在乐舞壁画中最为常见，有单层、双层、多层等形式。单层人数较少，最少4人，最多10人。双层较单层略复杂，最少8人，最多至20人，是在单层的基础上叠加了一层，乐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表现力更为丰富。多层最为复杂，在壁画中比较少见，它是在双层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层，场面壮观。但无论是单层、双层还是多层，均在乐队的队列排列上呈现出和谐对称的特点。纵向形也有单层和多层之分。单层纵向形，左右各有三队乐伎，舞伎居中。双层纵向形，左右各有六队乐伎。正方形是将乐伎置于四角，构成正方形的队列。三角形是将乐伎排成三角形，但在舞乐壁画中较为少见。八字形、纵向形、正方形、三角形的队列，依据人数以及层次的不同设置，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美感，再加上乐器组合的变化与多样性，使得观赏性与表现力更强烈。但万变不离中的是其平衡对称的形式美。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壁画在乐队的乐器配置上也呈现出对称的形态。例如，排箫—笙—琵琶—琵琶—箜篌—舞伎—舞伎—箜篌—琵琶—琵琶—笙—排箫的组合形式。无论在音色、音量还是在队列排序上，都彰显着平衡、对称、和谐、统一。

所谓形式美，就是构成美的事物的感性质料（色彩、形体、声音等），以及它们的组合规律（齐一、平衡、节奏等）在相对抽象的层次上所呈现出来的审美属性和价值。敦煌的乐舞虽然凝固于壁画之上，但它造型多变的精美乐器以及平衡对称的乐队队列依然能显现出丰富的形式美。它所体现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包含着音响学以及平衡对称、线性思维的美感，无不彰显着敦煌艺术的形式美感。